方骏红了,忙了。
他开舞蹈学校,排练最后的“舞林盛典”,洽谈从高级会所到音乐会等各色合作项目,躺在浴池里会被服务生围观。“舞林大会”做了一年,他的舞蹈教室从一间变成一层。
有人不无酸意地说他真会做生意,他答:“我是‘野生’的,我要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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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这个评价来自SMG一位领导,方骏认为很真实。他开过夜总会,也在全国走穴演出,混在街上做无证小贩被城管追着跑,教过美术也教舞蹈,娶了豪门千金太太,“‘野生’的优点是生命力强,花样繁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胆子非常大。”
而谈到舞蹈,他说了一句:“我从一开始就不给人伴舞,必须是个节目。”
找到缺点,明年才有饭吃
“舞林大会”在筹创期时,制片人小辰打过一圈电话,“只有我一个人没在电话里和她谈钱,只是说,可以做,我们谈一次。”
成为栏目艺术总监后,方骏上来就说:“我们的收视率要超过足球!”
“当时没人相信,凭你这种‘边缘艺术’?想得美!”但方骏知道英国、美国类似的节目都是收视率第一,“而足球正在走下坡路。”
另一件怪事是此人什么都掺和,他要和灯光聊,跟导播聊,管服装想道具,剪片子这种技术活也会捧个盒饭坐在后面。“其实我们不缺最优秀的灯光舞美,但他有可能一直被看成是工人,”但人就是这样,如果他的工作和想法有人在意,就会受到鼓励,接着会主动来想创意。到最后,总导演开玩笑说,方骏,你比我还厉害,灯光不听我的,张口闭口“问问方老师”。
然而口号喊出去,大家也都很激动地准备甩膀子上,方骏自己晚上睡不着觉,“盘进去就盘勿出来,毕竟电视台“砸”了那么多钱啊。”
等到舞林大会火了,他又开始看节目录像,“必须把缺点都想一遍,这样明年我还有饭吃。”如果想不出缺点,就两种办法:到欧洲、美国兜一圈,看看人家的戏;或者找几部电影来看。“最怕对自己的东西满意得不得了,一个毛病也挑不出———那你就老了,老人只有回忆。”
回到那个“很会做生意”的问题,在另一次采访中,方骏说,舞林大会前期的苦,我来吃,现在的成果,我当然也要分享。
想做饭店经理,就先去拉门
觉得一盘炒鸡蛋好吃,未必要去看生蛋的母鸡。但如果觉得一个人路子奇怪,倒是应该看看他的家庭。
方骏的外婆家住南京西路,小时候他会拉上窗帘用古董唱机放《绿岛小夜曲》听。而想学国标,也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初在外婆家看到一盘撒切尔夫人的派对录像带,觉得国标超摩登。但他的母亲嫁给了住在老西门的父亲,用方骏的话来说,是“从用抽水马桶变成天天倒马桶”,在上海人眼里,她绝对是惊世骇俗的勇气女性。
读初二时,母亲就给了方骏60元钱,外加一个照相机,原话是“你可以去看看祖国的河山了”。当时方骏的父亲在福州做生意,他就搭漏油的长途汽车一路混过去,60元钱混了个来回还带着新衣服土特产回来。
“爸爸从来不说我错,我干什么他都说好,奶奶教我做人要善良。”方骏一开始学美术,学到可以当临时老师赚粉笔钱,后来又学跳舞,学到头次参加全国比赛就拿7个第一。
他一度觉得水果行里的业务组长赚大钱,很威风,于是勤工俭学到水果行卸西瓜,“我是那种想做饭店经理,就会先去拉门的人。比起在学校待着,卸西瓜离业务组长的位置肯定近了一步。”期间他还会批发一黄鱼车水果到街上摆摊,被城管追着跑,食指上一个疤,是当初削甘蔗时连皮带肉一块削下来的印记。
最后他如愿以偿跑上了水果批发,一天赚500元,而彼时本市大部分人月薪只有100多元。但在一个下着大雨的下午,方骏想,不做了,还是专职去跳舞吧。
从小睡阁楼,所以不怕失去
很多人讲方骏“豁得出”,比如他曾经做多媒体歌舞剧,铁定亏钱,但他就是拼了命地做。但方骏的信条是,年轻时不要谈钱,多做事情,“一场演出大不了赔10万,但是可以学到比10万还多的东西。”他还会花3万元去跟金星学排3分钟的舞,很多人说他有毛病,“但是金星的舞团模式是学洛桑贝加芭蕾舞团的,有很多东西可以学。”
所以有人会觉得他简直是个疯子,水果赚头扔了去跳舞;演出收入最疯时去香港做舞蹈老师;等到“老师”混成“导师”,他又跑去英国做学生……“我小时候一直睡阁楼,没有什么不怕失去的。十几年比赛下来,我也不怕输。另外,我坚信一点,做事情,永远有东西留下来。”
“我教小孩,也要这样跟他说,要么不做,做就做出个名堂。你喜欢睡懒觉,好,就给我一睡三四天,睡到整条街都知道你懒,那也是本事。”
方骏有一次和《创智赢家》方面“轧山胡”,他说你们现在做的都是白领,天天在生活里可以碰到,不好玩,应该去找个卖鱼的,但他准备搞航空。
听起来很耳熟,因为有个卖水果的,也曾经天天想做艺术家。(来源:申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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