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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扁运动
是一场道德重建运动
mangazine·名牌:持续数月的倒扁运动场面如此之大,施明德先生又是如此之坚持,这对台湾的社会人心有多大的震撼作用?而从制度上来说,会不会带来对一些政治结构的改造,比如说“双首长制”的出现,比如说去落实一些有利于限制权力的政治原则?
南方朔:我更愿意把倒扁运动看成是一次道德的重建运动,而不是把它看成是能对体制带来大改变的政治运动。因为这次运动跟任何政党没有关系,它就算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其他的政党也未必能接受。
mangazine·名牌:倒扁运动能够持续如此之久,这反映了目前台湾社会和台湾人内心怎样的一种状况?
南方朔:坦白来说,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很好,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很好,反贪污的问题是闹不大的。台湾的反贪腐之所以闹这么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有些贪污行为简直是太离谱,一方面也与台湾这些年来经济状况不好有密切的关系。当人民看到自己这么穷,而他们却天天在贪污,那种内心的不平感就会更加深化。
中国人其实是不怎么讲是非观念的,但是他们会讲一条原则,那就是你既然要拿非分之钱,那么你就应该多做一些事情。你又没有能力,你又很贪污,那么你的贪污就更不可以原谅了,所以台湾社会才会有那么大的波澜。
其实“崩坏”的不仅仅是2006年,我认为2007年、2008年以至更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是台湾的“崩坏之年”。从2006年到2008年还有几场大的选举,那些权谋的东西都会出来,一直到2008年,台湾的政治剧场都会上演这种戏的。
不欢迎动乱的工商社会
mangazine·名牌:台湾的社会显示出了一种张力,这次政治的稳定性也经受住了考验,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大家什么样的一些共识,使得台湾的社会处于一种稳定性的框架?
南方朔:台湾基本上是一个不喜欢动乱的社会。原因在于任何一个工商社会必然会不欢迎动乱。工商社会跟农业社会不一样,在农业社会,革命对老百姓来说是最好的,只要一革命,农民就不用交税了。开句玩笑说,在农业社会,天下越乱,对老百姓就越好,只要没有土匪就行了。可是工商社会不同,只要一乱,大家马上就不能过日子了。
在台湾社会里,人们大多有一种要求稳定的心情,平时只要在台北这样的大都市稍微有一点示威,大家心里立即就会七上八下的。随着台湾工商社会的形成,台湾民众对稳定的要求会更增加,稳定压倒一切。这个时候,如果要出现革命,台湾人民就不会太接受。
mangazine·名牌:这是否也跟这次参与的人属于中产阶级,又是处于台北这样一个大都市,以及倒扁总部施明德先生坚持非暴力原则以及他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关系?
南方朔:这次运动不说参与的人大多属于中产阶级,倒扁总部里的人很大程度上也都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只有几个是搞群众运动出身的看起来比较凶。这些比较凶的人也曾经有过“准暴力”一说,可是在台湾,你只要一提到“暴力”这个词大家就不高兴。所以他们里面的激进派一直出不了头,而且媒体也不支持,这跟施明德个人也有关系。
对于街头政治,马克思讲得最清楚,他说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巴黎有一堆退伍军人即所谓的“流氓无产阶级”。当一堆“流氓无产阶级”加一群失业者、妓女和外来者联合在一起时,这就造成了法国大革命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如果一个社会大家都是中产阶级,或者是“在地人”的话,那么大家都倾向于一种改革运动。在台北市,参与的基本上是家庭主妇、退休老人、辣妹等等,这种组合,使它没有那种很明显的“流氓无产阶级”的特性,这很难对社会造成大动乱。
消失的知识分子又回来了
mangazine·名牌:台湾现在处于一个“坏领袖”当权的时代,你曾发表过“等待新领袖”的看法,台湾距离你标举的“好人政治”还有多远?
南方朔:民主时代的领袖与威权时代的领袖类型是不同的。民进党原来只关心“政权”有没有,而没有学习怎样去当一个领袖。而社会上的人也有很多幻想,以为换了一个党来“执政”,社会就会有大改善。现在终于证明这个新的领袖做得更糟糕。所以我们在反省民主的同时,也在开始反省领袖的角色了。那么台湾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领袖:他首先要操守干净,这是最基本的,除此之外,他还应该有能力,台湾原来是有过“强人政治”的,所以这个新领袖也不能太“强”。经过这次的倒扁运动,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整个民主“领袖”的问题。其实关于“领袖”的问题,不止是台湾在谈,这几年全世界都在谈,而且这个“领导学”的问题不是从政治学里面发生的,而是从企业管理学里面发生的。近年来从企业管理学里面已经衍生出一派叫“领导学”,大家开始觉得不仅仅是企业管理的制度很重要,而且企业领袖也很重要。
mangazine·名牌:你曾说过,当我们选出一个差劲的领导时,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事。你作为知识分子,也参与了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你觉得台湾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台湾的政治转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没有需要反省和检讨的地方?
南方朔:近代以来,全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都在边缘化。在西方17世纪至19世纪,知识分子的角色很重要,可是近代以来,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在靠边站,这是一个世界现象,在台湾也是如此。主要的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化正在越来越小。
台湾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知识分子的机会主义作风。他们很多是屁股决定脑袋的。在国民党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批判型的知识分子,可是到了民进党“执政”,他批判的标准就变了,他突然就变成了民进党的辩护士,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可以说,在2006年以前,我认为台湾没有知识分子,因为过去的知识分子都统统变成民进党的辩护士了,而新的知识分子的声音又没有出现。可是经过2006年,我们可以看到,又有一大群知识分子出来讲话了,2006年的台湾已经凸显了一个“知识分子再出发”的征兆,那些消失掉的知识分子又重新回来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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