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解读中央一号文件 城镇化和新农村并行不悖

　　北京市社科院今天发布的报告说，北京有农民工310万人，其中57％以上想留京生存、定居。“果真如此，农村还能够留得住很多人才吗？”有人担心。

　　“目前确实有大量青壮年从农村进城务工，但对这种现象不能看得过重。

　　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小的时候，家里人就嘱咐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到城里工作；考不上学的，通过参军等途径离开农村；还有人通过打工的形式离开农村。

　　最后，稍有点能力的人都“逃离”了农村，留下的，多是一些老人和儿童。他们被称为农村留守人群。据估算，全国在外务工的农民工约有1．2亿至1．4亿人。

　　“文化程度稍高的人从农村流向城市，不是新问题，也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柯柄生博士说，这种现象在欧洲、日本、韩国等发达地区也出现过。

　　“长远看，要解决农业问题，必须减少农民数量。”他认为，大量农民到城市务工的一个好处是，农村分散的土地有机会集中起来，搞规模化经营。否则，即使有文化、懂技术的人留在农村，只种几分地到几亩地，也难发挥高技术的优势。

　　有一定知识水平、年富力强的人从农村进入城市，留下的人中，文盲半文盲的比较多，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当前中国农村的落后，根本上还是人的落后。”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白雪秋日前撰文指出。“‘教育’的缺失，导致农民思想观念相对陈旧，整体素质普遍偏低。”

　　数据显示，2004年，农村文盲率为10.7％，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7年，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65.4％的水平。

　　海外有一种说法，“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的关键是素质问题。中国内地农民的素质普遍相对偏低已经成为最终解决“三农”问题的瓶颈。

　　“农民素质整体上和城市居民相比偏低，这是历史造成的，还需要通过努力逐步解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今天说，长期以来，对农民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在过去的那种历史背景和国家的财力下做得不够，特别是在农民接受教育方面。

　　陈锡文还是中央农村工作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介绍，党和政府这几年对这个问题高度重视，深化农村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制度，中央在这方面投入的预算也非常大。

　　“如果农民文化素质得不到提高，新农村建设也难实现。”柯柄生说，长期看，要提高农民素质，就应该普及义务教育。短期的方法则是对农村留守人员和外出务工人员进行培训。去年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对农民培训进行了强调。

　　昨天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了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五大支撑”，分别是物质装备、科技进步、产业发展、市场体系和人才智力。

　　“这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人才智力支撑。”唐仁健说。

　　据介绍，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必须发挥农村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幅度增加人力资源开发投入，全面提高农村劳动者素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的人才智力支持。

　　在柯博士眼里，如果哪一天中国新农村建设达到了西欧的水准，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才流往城市了。西欧的现状也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理想状态。

　　去过西欧国家的人发现，那里根本找不出城市和农村的界线。两者的社保、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上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城市里的人稍多一点儿而已。但中国的农村建设要达到西欧水平，还需要至少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柯柄生说。

　　虽然目前由农村流往城市的人口居多，但在浙江、江苏等一些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有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创业。

　　据报道，浙江台州日前刮起一股“非转农”之风，仅椒江、路桥、黄岩3个区就已有5000余名大中专毕业生将户口迁回农村，“重新当起了农民”，其中不乏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名牌高校的毕业生。

　　“能进城的进城，需要在农村发展或者转移就业的回到农村。”唐仁健说，今后的总体方针是两条腿走路，即推进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是并行不悖的。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早已放开，大中城市是一个逐步开放的过程。另外，估计今后总的趋势是多数农民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还是双向就业。

　　本报北京1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