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赋渔专栏

　　本报记者 申赋渔

　　南京日报报道农历大寒。一进院子，汉口路的喧嚣仿佛立即被冻结在门外，世界也像是从彩色褪成了黑白。茅先生站在三楼的窗口，朝我招呼，风中常青树的叶子在他的脸上若隐若现。

　　先生把微烫的茶杯递在我的手中，微笑着坐下。

　　从哪里说起呢？“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坐下来不久，我们的话题就跑到这人类百思不得其解的难题。

　　面对这永恒的疑问，人们的探索没有一日或止。哲学、宗教学、人类学，甚至解剖学、物理学、化学，无不为之做着努力。

　　历史学也不例外。人们只能站在历史的高度，才能真正了解自己，或者自己所处的时代，在纵横交错的时空经纬中所处的位置。

　　“所以，历史，就是现实中的人对过去真相的追寻。历史，从来就与现实相关联。”茅先生点点头说道：“史学家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历史实际中获取启示，提高和丰富自己的思想。这样，把客观历史再现和主观思想感受结合起来。”

　　正是因为茅老先生将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自觉努力，才使得他的学术之路走出了独具特色的轨迹，并且，至今仍在不屈不挠地延伸。

　　出生于1927年的茅家琦，今年已整整80岁高龄。

　　1938年，日本铁蹄直逼盐城。11岁的茅家琦随着慌乱的家人来到泰州姜堰。兵荒马乱之中，一个普通银行职员的家庭，兄弟姐妹众多，生活极为艰难。然而父亲还是尽力送他读书。

　　茅家琦就读的是一个中学生补习社，不是正规意义上的学校。这是一些不愿为伪政府工作的教员、大学生，自发成立的“地下中学”。然而学校里的教员，不仅一腔热血，而且个个身怀绝技。60多年过去，茅老依然清晰地记得老师们的言笑与风采。夏绍侯、李竹修、程家祥、张郁棠，这一个个毕业于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带给他的，不只是扎实的国文、英文根基和独立学习工作的能力，更多的还有做人、做学问的气节和风骨。

　　“我后来能够同时被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录取，应该说，完全得益于我中学时的这几位老师。”

　　1947年，茅家琦选择留在南京就读中央大学经济系。1年后，因为淮海战役，学生们大多分散回家，宿舍里8个人最后只剩下茅家琦一个人。“天上整天飞着去淮海战场送大饼的飞机。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经济系的课已经停开，我正好用这大把的时光，读自己喜欢的历史。”

　　1951年，茅家琦留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外面在搞运动，三反五反，我在图书馆发现了一个新大陆。那么多的珍本、善本古籍和外文图书，把我带到另一个天地。我从事历史研究的由来，应该从这里算起。”

　　“在大学，我读的是经济学系，当时的兴趣在经济史。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兴趣转向中国近代史。在罗尔纲教授大量著作引导下，我走上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道路。学习罗师的治学精神、博采众家之长，这是我的治学方针。”

　　1957年，一直在给中文系和历史系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的茅家琦决心到历史系工作，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解释其中的因缘，茅老先生说：“当时中国搞的是计划经济，我学的市场经济的东西用不上。”经济学，在一般意义上被人们认为是“经世之用”的学科，而转向历史学研究的茅家琦，却无时无刻不在追求与现实的结合点。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与所有从旧时代过来的，虔诚而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茅的研究，唯社论马首是瞻，用史料解释经典，与其他研究者一道，形成史学界所谓“注经式教条主义”的风潮。甚至茅的研究领域，也是当时颇有意味的显学：太平天国历史研究。

　　几十年后，茅老对当年的行为毫不讳言。事实上，为现实与政治服务，虽然因为思路与方法的错误无法结出丰硕之果，但其中对社会的敏感与关注，此后却一直贯穿于史学家茅家琦学术生涯的始终。

　　然而，当现实的需要，与史学家重视的史实，发生了无法忽视的碰撞时，茅的选择义无反顾：历史学家固然要为改造现实服务，但这种功用不是短效的，更不能以牺牲史实为代价。茅家琦的坚持，竟为他招来大患。

　　时间已是1964年。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工作人员发表了《评忠王李秀成自述》。李秀成被认定为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变节者。作为学者的茅家琦也许并不清楚政治是一潭多么深的水，不知道这篇学术论文竟然是两年后“大抓叛徒”这一政治风暴的舆论先导，但以作者的身份，发表这样的论文，历经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敏感。然而，茅家琦还是于当年的8月4日在《文汇报》上抛出了自己的《论李秀成》，用确凿的史事，提出了自己完全相左的观点。这对经历过“史学革命”，自觉用马列主义解释历史的茅家琦来说，显然是在激烈思想斗争之后做出的决定。

　　“本来没有人知道历史系有个茅家琦，就因为这个我出名了。”茅先生笑起来。1964年秋，省里报纸以两个整版的篇幅点名批判茅家琦，称他为“江苏省吹捧李秀成投降变节”的第一名代表人物。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与许多南大的老教授一样，茅先生对当时的校长匡亚明充满了感激之情。在晚年撰写的《白下读书五十年》中，回忆起匡老当年“不要紧张，再写文章”的宽慰，感激之情跃然纸上。

　　事隔几十年再回首往事，也许人们尽可以表现得云淡风清，而在当时，茅先生的举动，显示的是他超乎众人的极大的勇气与胆略。

　　即使是在学术工作者最身不由己的年代，茅家琦依然恪守钻研史料、实事求是的研究准则。为了更逼近太平天国史的真相，茅家琦利用自己高水准研读外文资料的能力，开始了前人从未进行过的工作。他以国外的资料，来补充、映证，甚至反驳既有判断。由此，一个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格外热门的断代史研究，得出的却是最客观、最详实的结论。茅家琦也因此成为这一领域的头号权威。

　　天阴下来，怕是又要下雨了。茅老却谈兴渐浓。“我是个无趣的人。”茅老说，“也许，这是做学问应该付出的代价。多少年来，我总是白天忙工作，晚上在灯下做学术研究，这种作息制度，慢慢使我变得生活单调枯燥，一不懂艺术情趣，二不懂休闲潇洒。少年时，我也曾打桥牌、下围棋、吹箫弄笛、吟诗作对，这一切后来都‘拜拜’了。1980年在巴夫罗纽约大学访问，主人盛情邀我听交响乐，我却在音乐大厅里打瞌睡。”

　　已是80高龄的茅老，至今每天依然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做学问上，仅79岁这一年，他就出版一部专著，发表了3篇论文。而正是他的孜孜不倦，使他不断地触摸和创造出史学的热点。

　　“1980年的春天，我接受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去美国讲学访问。在耶鲁大学住了一个月，随后又访问了哈佛、密西根、伯克利加州大学等几所大学。在美期间，开始了解到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作为一名中国近代史的专业研究人员竟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我深感不安。”

　　他深知，真正地了解台湾，对于我们，是何等的重要。茅老从一位太平天国史专家，出人意料地转向台湾研究。

　　这又是一次只身闯禁区。当他想拉一些同行一起搞台湾研究时，他们一一婉言谢绝。茅家琦于是招呼几个研究生，自己动手。他笑着对学生们说：“不用怕，我们做的这个工作，是统战工作。”《台湾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湾》、《台湾经济政策轨迹》、《李国鼎与台湾财经》、《蒋经国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变》、《百年沧桑——中国国民党史》等作品的发表，使茅家琦成为1949年以后，大陆研究台湾历史的第一人和最著名的学者。

　　“皓首穷经”、重视史料搜集与考辩，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石。然而，茅家琦对历史研究开拓性的贡献，却在于他对史料的主动把握，在于他强烈的现实关怀。而严谨求实的作风，又让他的现实关怀总能落到实处，极有价值。随着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茅先生意识到研究区域城市近代化进程之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史鉴意义，于是组织弟子完成了包括无锡、南通、常州、扬州、镇江、宁波、芜湖、安庆等在内的长江下游城市的个案研究。在此基础上，1993年他推出了《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一书，这是“国内第一部采用区域研究的方法探讨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特征、经验、模式的力作”，开辟了区域城市近代化研究的新领域。

　　“史学家应该像关心历史那样关心现实”。现实，不断为茅老的研究提供新的命题，而历史，让茅老在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求规律，为现实给出参考。现实永远变化、向前，茅家琦老人因此不能止步。

　　“史学革命”，是建国初期的特定概念。事实上，另一场“史学革命”其影响及范围更大，更具颠覆性。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不能捕捉完整的往昔经验，正如人的记忆做不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只有往事的痕迹和残渣，叙述出来的故事一定是片面的。”怀疑论者对历史学的解构是有力的。茅家琦认为，只要采取更开放、更动态的指导思想去研究历史，我们总能一天比一天更接近真实。他的“运用假说是基本历史研究方法”的观点，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学者们运用史料得出的结论，只能说形成了一个假说，假说形成后研究者继续研究史料，又可能推翻原先的假说，形成新的假说。如此这般，历史学就不是独断的、迷信的和僵化的。

　　茅先生有个学生，是研究澳门历史的专家。研究成果面世后，争议四起。茅先生认真地问学生，怎么看待此事？学生的态度十分平和，老先生非常高兴。在他看来，治学方法和态度及自由学术氛围的营造，对一个学者是最重要的。

　　一直到晚年，已被人称作“著名历史学家，一代学术大家”的茅家琦，依然难能可贵地一如既往保持着开放的心态和怀疑的精神。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把一生的成果出个总集，他说：“以前的文章，今天还有多少我自己还在肯定的？恐怕连自己都否定了，再编出来给人看，还有什么意思？我又不可能去改，那也改不胜改。如果出，也一定是选集，自我否定才能长进，才能发展。”“这辈子已经尽最大努力了，因为过去摸索的时间太多了，不知道怎么做学问，现在忽然觉悟了许多，可惜时间不饶人了。”

　　已是耄耋之年的茅家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史学家的沉郁之外，又多了哲学家的思辨。“‘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和科学，还应该加上人文。”茅先生非常赞成《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提出的“大历史”观。他说，对史料的综合研究和分析，更能反映历史的复杂性和纵深面，更能找出规律性的东西。茅家琦结合自己的多领域实证研究，对推动历史的动力，提出了自己新的见解：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多元的，不仅有社会客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与政治民主化发展的水平），还有社会主体（社会成员自身的科学、文化、道德水平），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土地、资源、人口、生态等要素），根据对这三方面所起的作用，可以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得出基本的评价。

　　在南京大学的校园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一位白发苍苍、面容清癯的老者，和一位同样安详宁静的老太太，手臂轻挽，在林阴道上徐徐漫步。他们，就是茅家琦夫妇。时代的风风雨雨，似乎没有让茅家琦的心与容颜一起老去，却相反，因为开放，而充满了新鲜的活力。

　　“趁现在脑子还管用，还能想问题，多留点东西下来吧，而且人老了，知识积淀下来，反而还能有新的思路出来，不能浪费呀。”

　　在这位可敬的老人身边工作的同事与学生，时常感到压力。在物质甚至名声方面早已经无所追求的老人，依然那么陶醉地痴迷于他的学术世界。近年来，他每年的学术成果，竟然在系里名列前茅。没有功利的趋动，茅老究竟为什么依然勤勉与努力？

　　也许，这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吧。欢迎点阅龙虎网（www．longhoo．net）“申赋渔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