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揭露钻石生产血腥内幕 明星纷纷抵制戴钻石

　　构建中国消费伦理

　　中国有大量的消费者专门买最便宜的商品，由此形成一种价格倒逼机制。

　　撰稿／宋 伟 陈统奎（记者）

　　在即将到来的奥斯卡奖颁奖礼上，钻石会受到众多俊男靓女的抵制。包括朱利娅·罗伯茨在内的许多好莱坞大牌明星，在电影《血腥钻石》公映后发起了这场运动。《新民周刊》邀请了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和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共同探讨这部电影的启示。

　　《血腥钻石》的启示

　　记者：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过在钻石华丽的外表下，隐藏着血腥的交易。我们怎样理解《血腥钻石》这部电影背后的价值观？揭示这些秘密，是人类良知的一种反省吗？

　　仲大军：《血腥钻石》这部电影所显示的社会人文关怀，是它与好莱坞纯粹商业电影的区别之处。它所要表达的是对人类恶性消费的遏制。其实在现实社会中，对人类消费恶习的自检和抵制罪恶产品的事情经常发生，并且很早就发生了。

　　周中之：这部电影是从价值观念上揭露钻石交易背后的血腥，批判这种违背人类良知的现象。它告诉我们在经济交易过程中也要有人道精神，要审查商品的伦理背景。国际标准化组织经济优先认可委员会（CEPAA）出台了SA8000标准，这个标准衡量的就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在伦理上是不是“干净”的，是不是符合标准的，如果生产过程、生产条件是有悖伦理的，那就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仅要追求经济上的合理性，而且要追问伦理上的合理性，要将两者统一起来。这部电影公映后，许多欧美名流不再佩戴这种钻石，以表示对血腥钻石的抗议。这说明这部电影已经起到了作用。

　　记者：消费者用自己的行为向钻石背后的血腥说不，这应该是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的觉醒。

　　仲大军：当然如此。但很难说人类直到现在才觉醒。一些有责任感的西方公民在物质生活满足的情况下，掀起了一场关于消费观念的革命。我们不光要有学习和生产的革命，还要有消费的革命。这是人类的良心！

　　这个觉醒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中国消费者与企业的责任意识还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中国消费者的责任意识还在觉醒过程中。

　　周中之：国外一些名流抵制血腥钻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戴钻石的人是富裕的人，而不是贫困的人，富人有这种想法是值得嘉许的。

　　做负责任的消费者

　　记者：有人认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违法“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您认同这个观点吗？

　　仲大军：认同。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仅与其自身的经济实力密切相关，也与他的文化、教育背景、思想道德水平密切相关。今天已是知识社会，经济能力主宰一切的时代已经过去，消费者的觉悟就显得十分重要。有些消费者十分残忍，认为自己有几个钱，为了满足自身的贪欲，什么都敢吃。没有觉悟与伦理的代价是什么？2003年那一场SARS给全人类上了一课，人类消费伦理课！

　　周中之：给消费者戴上“不负责任”的帽子似乎言过了。消费者要考虑社会责任，但不是要追究消费者的责任。戴上一个帽子不利于消费者责任意识的建立，反而会引起消费者的反感。我们应该从“提倡”的角度切入，唤醒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感。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受到遏制，一个产品就卖不出去。20世纪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兴起，大规模生产才能获取更多利润，消费者的需求已经变得十分重要。所以说，消费者责任运动就有一定的力量，有一定的底气，让企业感到压力。

　　消费者力量至少能具有一种较大的威慑力来约束生产厂商，通过伦理的声音，舆论的压力，法律的力量，直接影响厂家的品牌形象。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拒绝接受厂家的产品，就会直接影响它的经济利益。

　　记者：在一个生产和消费路途迢迢的经济体系里，消费者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

　　仲大军：消费品的信息需要企业和政府部门供给，需要媒体的调查。有了这些信息后，消费者才能决定是否消费这些产品。这时就需要检验消费者的道德良心了。虽然这不是刚性的法律所硬性规定的。

　　周中之：作为消费者，我就不愿意买某品牌的电脑。前些年这种电脑出了问题，该公司向外国消费者赔付了数亿美金，而对中国消费者它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做法，只给一个补丁，也不道歉。尽管不违反中国的法律，但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感情。按照法律行事是对的，但社会调节人的行为不仅是法律的，还有道德，我选择与否也不仅按照法律，还依据自己的道德观念，我是从道德上抵制它的产品。

　　关于这种电脑的信息是传媒告诉我的，这就是大众传媒的力量。消费者的知情权需要大众传媒的秉公仗义。

　　记者：如果你选择做“负责任的消费者”，不买“血汗工厂”的产品，那工厂只有停产，工人失业，那这种善举不是带来一个恶的结果吗？

　　仲大军：抵制“血汗工厂”的产品会改变企业主的行为，并不一定导致企业停工和工人失业。这一点必须搞清楚。并不是一抵制违法的血汗产品，很多工人的利益就受损，实际上最终结果是改善。血汗工厂是资本主义资本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西方国家常常发生工人罢工运动来抗议工厂主的行为，工人罢工和消费者抵制消费都是抗议血汗工厂的一种办法。这样工人的利益才能够得到保障。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需要一个过程。

　　周中之：这里涉及到一个优先问题，是公众对消费品的健康权、知情权优先，还是血汗工厂工人有没有工作、企业经济利益优先？这要看哪个优先给社会带来更少的弊害。

　　消费者社会责任运动会对社会产生较好的作用，但是有时候也有弊害，比如说被商业竞争对手所利用，导致社会经济秩序的人为混乱。这就需要完善法规和制度建设，大力加强和帮助消费者进行理性思考，培育正确的消费观念，避免盲从。

　　违法“血汗工厂”在发展中国家是个现实，“血汗工厂”超越了国家法律规定，遏制它，取消它，这是必须坚持的方向。“血汗工厂”是一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方式，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违背的。但中国的国情与西方有着明显的不同，按什么样的标准来界定血汗工厂，值得深思。我们也要警惕国外用脱离中国国情的高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工厂，来抵制中国的产品，形成除了“绿色壁垒”、“环保壁垒”之外的新的“社会责任壁垒”。这也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也违反了我们的初衷。

　　估计10年至20年的时间，这类违法的“血汗工厂”在中国能够大大减少，直至基本消失。当然，我们解决违法血汗工厂问题要在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出发，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影响了全局的稳定，血汗工厂的问题不仅不能解决，而且对中国的发展来说是危险的。

　　构建中国人的消费伦理

　　记者：一些国际组织曾经出版一份调查报告，要求钻石交易要负担道德责任，美丽高贵的宝石应附加基本的伦理准则，钻石消费也需要伦理准则吗？

　　仲大军：消费伦理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但消费伦理又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越穷的国家往往越不注意消费伦理。但消费伦理又不一定与富裕程度成正比，在发展中国家，有些先富起来的人，往往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这些文化水平较低的经济暴发户往往是最野蛮的消费者和奢侈者。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其实很多商品都有伦理准则。比如说人们消费熊掌，这就十分残忍和不负责任。杀熊取掌不仅破坏动物世界的生态，也是对人类生态的破坏，要知道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应该坚决杜绝，并且应该上升到人类道德与伦理的层面进行舆论谴责，必要时要上升到法律层面进行严厉制裁。

　　周中之：不仅钻石消费有伦理准则，很多其他物品的消费也有伦理准则。比如有些人喜欢吃鸽子，而在很多人来说鸽子是友好、善良的象征，他们就觉得吃鸽子的人不讲伦理准则。外国人到饭店里也绝对不吃鹅掌。消费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关键是你如何解读这些伦理准则，有些是全世界共通的，有普世价值，但也有些是各民族不同的。

　　如何看待钻石消费，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伦理道德的作用关键是引导，发出声音。亚里士多德说过：善是愿望的对象，不像法律是强制的，伦理是你愿意，你信仰的东西。作为学者，我们的社会角色是呼吁消费者伦理地消费。

　　记者：有人提出，在消费行为的选择中，不仅有个人经济能力上“能不能”的问题、“愿不愿意”的问题，还有个“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仲大军：是啊。我国土地资源十分稀缺，但是许多有钱人就住宽大高级的豪宅。你有钱就能住装下几百人的房子吗？消费之前还要让自己的良心把把关，多为他人和社会考虑一下。

　　在北京的一次国际车展上，一辆英国高级宾利轿车售价998万，很快就被人买下。这些年中国很多富人竞相购买高级轿车，买它们干什么？就是炫耀。

　　周中之：能不能主要是个经济问题，消费者有没有能力去消费，这是过去处在“生产社会”时期存在的问题。而现在中国步入“消费社会”了，消费者握有更大的主动权，那消费者“应该不应该”就是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了，我觉得不能光凭消费者自身的喜好与追求，消费者要考虑一下自身的伦理道德，考虑一下自身的消费可能会对社会、对他人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应该不应该”作为个问题出现，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是件好事。

　　记者：美国人在1924年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并于1980年代之后兴起一场社会责任运动。最近，美国又掀起消费者责任运动。您如何看待这些运动？

　　仲大军：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自觉地把住生产这一关，是企业自身素质提高的表现。而消费者责任运动则是对企业责任运动的一种呼应。中国在这方面才刚刚起步。我们发现，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相比较而言，对消费者责任的注意似乎少了一些。实际上，一个巴掌拍不响，企业的恶性产品如果没有消费者相配合也是销售不出去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着一批“恶性消费者”，才有“恶性产品生产者”。譬如，假如没有人在餐馆里吃熊掌，就不会有人偷猎珍稀野生动物，假如没人购买偷盗来的二手车，就不会有人去偷车。从这个角度看，恶性消费者的责任甚至比恶性生产者的责任还要大。

　　但当今社会，对生产者管得较多，对消费者要求得较少。比如说，中国近些年许多机构、单位举办“负责任企业”的评奖，我最近就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了一个企业社会责任的颁奖大会，而很少给负责任的消费者进行评奖。我们不仅需要打假英雄，更需要的是负责任的消费者。

　　周中之：过去是卖方市场，现在是买方市场，消费者也比过去更加自由，他们的选择空间更大了，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个人性格、生活习惯做出选择。然而，消费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消费的自由又意味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作为一个公民，他有一定的权利和自由，同时也有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在消费活动中也是如此。

　　这些责任包括：第一，对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第二，对预防疾病，搞好公共卫生安全的责任；第三，对社会风气的道德责任；消费者责任运动无疑会对社会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地发展具有巨大的保护作用。

　　记者：“咖啡公平交易运动”声名卓著，也为咖啡的生产者带去了直接的利益，更难得的是它并没有伤害销售者的利益，抬高的成本，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消费者责任”值得嘉许，问题是它需要消费者花更高的价钱去买同样一杯咖啡，消费者凭什么要这么做？

　　仲大军：多付点钱，买干净的咖啡，买的是灵魂的安宁。以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为代价的产品往往是廉价的，因为这种破坏在短时间内不会反映在成本里面。当人们日后发现这种破坏是多么巨大的时候，廉价产品的丑恶形象才能够确立，而这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不交环保费的产品自然很便宜，就像煤炭，一些小煤窑生产的煤炭很便宜，二三百元一吨，如果提高矿工工资，加强劳动安全设施，每吨煤恐怕要500多元一吨。有良知的消费者和负责任的企业，就会抵制廉价煤炭，不去买这些小煤窑的煤炭。

　　但在中国这可能吗？中国有大量的消费者专门买最便宜的商品，由此形成一种价格倒逼机制，迫使企业降低生产成本，生产低质量的产品，甚至降低环保成本，以牺牲和破坏环境为代价，生产廉价产品。这是一条消费链条，必须从某个环节上打破低成本的堡垒，譬如最近国家环保局勒令许多企业下马了上千亿元的投资项目，这实际上就是对恶性消费的一种制止。当然这样做，需要全社会的认知和配合。

　　周中之：这个问题就像消费者为什么要买正版碟片一样。如果正版的价格与盗版的价格差距太大，大得使许多消费者难以承受，那么消费者购买盗版的比例就会大大上升。在实际情况中，消费者的经济承受力与他们接受正版可能性是相关的。政府、媒体、学者的引导、呼吁消费者去购买正版的产品，但企业在营销中的策略也要改进，使更多的消费者接受正版碟片。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从目前来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往往首先是考虑价格因素和自身的经济利益。在中国，实现经济与伦理统一的消费责任感的确立，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