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中国经济的“多核引擎”

　　中国经济的“多核引擎”

　　上海带动外围地区促进长三角整体快速发展的过程，犹如一滴墨汁落在宣纸上，晕染渗透，最后形成一大片中心较浓而边缘趋淡的墨色。

　　撰稿／卓勇良

　　传统的长三角发展机制是上海带动型的，这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第一阶段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集聚·扩散式发展，大致是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中期；第二阶段是上海促进下的外围区域要素本地化发展，主要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第三阶段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了以上海港和宁波港为中心的双重物流体系支撑的多核发展格局，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强化了自我优化的发展机制。

　　这一演进过程促进了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地区，中心·外围关系的功能性变迁。对于上海来说，外围区域先是作为要素来源和商品销售市场，然后成为零配件协作区，再后是转变为产业转移区，而目前则越来越成为上海现代服务业的服务对象。对于外围区域来说，上海先是其本地要素收益最大化的流向地，然后是作为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引擎，再后则是优化当地要素配置的战略性合作伙伴、高级要素引入地以及现代服务业的提供者。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上海与其他城市之间的竞争，然而也正是这种竞争，不断提高着长三角地区的要素配置效率。

　　就当前而言，上海中心地功能的提升，与其传统功能弱化并存。外围地区的某些专门功能则逐渐强化并替代上海。上海带动外围地区促进长三角整体快速发展的过程，犹如一滴墨汁落在宣纸上，晕染渗透，最后形成一大片中心较浓而边缘趋淡的墨色。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替代和被替代是长三角这块土地的历史轮回。1400多年前，长江北岸的扬州是长三角这一带的中心，大诗人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成为千古不朽名句。到了900多年前的宋朝，长江南岸的宁波开始独领风骚，成为中华帝国中原圈的最重要口岸。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上海开始崛起，20世纪初期的上海在日本人的心目中，就像今天的纽约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时间又过了一百年多后，宁波港再次以深水良港崭露头角，其大宗散货运输优势是上海港难以撼动的，与上海港形成隔岸相居的巨型港口双子星座格局。

　　所谓的多核格局，就是在这样一种发展机制和发展格局变迁下形成强化的。长三角的一大特点就是多数地区具有较快发展速度。1978至2004年，长三角地区的GDP名义增长率达到16．5％，高于全国1．5个百分点。GDP名义增长率最低的是上海市，但也高达13．6％，最快的是昆山市，达到23．4％。这就意味着长三角快速发展不仅得益于若干明星县市，也得益于其他一大批快速发展的县市，是一种典型的百花齐放格局。

　　更重要的是，这些快速发展地区大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是它们自己的那座“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宙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之神，住在奥林匹斯山上，所以也可以把某个领域的强者比喻为“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上海是一个综合型的强者。其他如昆山市电子产值已超过1000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企业产值的近一半，堪称电子大市。绍兴县包括印染、织造、纺丝等的纺织产值占全县工业的70％以上，织物产量占全国的20％，绍兴轻纺市场则为亚洲规模最大、成交额最高的纺织品专业批发市场，无愧于“纺织之都”称号。再如嘉善的木业、海宁的皮革、诸暨市的袜业和衬衫、舟山市的修造船等，都在全国具有较高的市场份额，堪称专业型宙斯。

　　长三角无愧于中国发展的“多核引擎”，然而决不能仅仅满足于自身的发展。当前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有0．2个多点是长三角作出的贡献。但这也导致了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均衡，潜伏着一系列的社会危机。所以今后对于长三角发展的一个战略要求，就是要在加快自身发展的同时，必须加快增强对于全国发展的引领作用，促进人才、技术、资金要素走向中西部地区。长三角不但要成为制造业基地，也应该成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投资中心、企业总部中心和服务业中心，为这个伟大国家的广袤区域提供最殷勤的服务。

(责任编辑：曾玉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