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无道德论”是对经济学的曲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日前撰文，表示“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认为企业必须肩负起社会责任，必须做一个“遵法纪，重伦理，行公益”的好公民，尽早完成由“经济人”向“道德人”的转换。

　　近年来，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公民”方面的经济伦理研究方兴未艾，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全球化的浪潮。

发达国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有较为严格的法律限制，社会舆论也时常保持着高压状态，企业仅仅服从于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要求已不能很好地生存与发展。而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和要求明显滞后，这使得一些忽视企业伦理和人文精神的企业有了可乘之机。在这些国家（尤其是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在经济发展决定论的口号下，一些本土企业更是把“资本不讲道德，只讲利润”的论调当成标准经济学理论加以贯彻。

　　在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资本不讲道德的情况确实是普遍的。马克思对此曾尖锐地进行过批判：“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这只是一个事实描述，不应该成为经济发展和伦理实践的必由之路。而把此归咎于经济学的本质性理论，则更是谬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称：“‘主流’经济学长久以来将经济学与伦理学相分离的结果，是对古典经济学及亚当·斯密的深刻误解”。资本只讲利益，企业家只服从利润最大化的要求，是经济学“纯化”研究方法的副产品，把企业以及企业家还原成简单的“经济人”，只能是研究方法，不是本质属性的抽象。在古典经济学家那里，经济领域的“无形之手”和“道德情操”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的，经济人与道德人是二位一体，同时存在于任何一个经济行为主体之内的。

　　“资本无道德论”也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化肆无忌惮地推广“血汗工厂”的一种当代批判，确实如此。以金枪鱼罐头产业为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生产时，这里的工人工资是平均每小时17美元，继而转移到了波多黎各，因为这里工人工资只有每小时7美元，然后到了工人平均每小时工资3.5美元的美属萨摩亚，接着是1美元的厄瓜多尔，最后到了泰国，工人平均工资是每天4美元。与金枪鱼罐头产业一样，许多发展中国家服装加工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得到的却是仅够维系生计的报酬。在越南，服装厂的工人工资是每小时0.12美元。（以上案例引自SweatshopsWatch，1998）

　　有些国家和地区，还把免除或减轻企业的社会责任当作吸引投资的优惠条件来加以宣传，菲律宾政府在全球商业刊物上打出的广告称：“为吸引贵公司……我们已经砍伐了山地，夷平了丛林，填平了沼泽，把河流改道，让城镇重建……一切都为了您及您的企业更加便利地在此投资和经商”———如此露骨的经济理性表露，或许可以看成是发展中国家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之下的一种无奈态度和痛苦选择，这更加显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建立公正、平等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性。

　　在此方面有着良好声誉的施乐公司，在其健康与安全政策中公开表示：“保护环境与保护我们的雇员、顾客与邻居的健康和安全，使其免于不可接受的危险，比任何经济考虑都更为优先，这不会有妥协”。该公司的良好发展状况，至少说明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努力无损企业自身发展，其中“经济人”并没有和“道德人”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现代企业愈加重视社会责任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漂绿”（greenwash）一词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重视。企业认识到，让自己“染上绿色”，在环保等社会责任方面的好名声会受到更多消费者的青睐，带来更多订单。著名的《欧洲企业观察》杂志发现，“作为汽车厂商宣传和推广其新型汽车的道具，茂盛的植物和新鲜的空气取代了暴露的大胸脯的女人，越来越多的企业乐此不疲”。

　　“资本无道德”这种理论，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没有长久的生命力，资本创造财富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普遍福利，那种以牺牲甚至戕害一部分人为代价来满足另一部分人欲望的发展方式，正是反科学发展观的典型表现，更不符合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践行企业伦理，彰显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企业公民，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