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孩子捐助穷娃招骂声 爱心晚会被批作秀

　　深圳一爱心晚会被批“爱心作秀”，捐受双方均倍感压力

　　富孩子捐助穷孩子招来骂声一片

　　1月7日，深圳福田区大家乐舞台，6个家庭条件优越的艺人小明星获得了“爱心天使”称号，他们向来自河源贫困学校及深圳园岭社区的6个“穷孩子”进行了赠书和助学金仪式。

“爱心天使”们在捐赠仪式前表演了歌曲、舞蹈等节目，服装华丽，受捐赠的几个“穷孩子”面对主持人的采访一直低着头，被认为“表情沮丧”和“富孩子”形成了反差。主办方始料未及，台下不少观众当即质疑，如此捐助对双方孩子心理影响都不好，易使富者感到优越，穷者越发自卑。而媒体报道后网络对此事的议论，更让主办方及捐赠者倍感压力。一个献爱心的活动为何就成了“爱心作秀”？是否所有捐赠都必须怀着崇高的目的？一场争论热烈地展开。

　　1月7日晚上8点，深圳福田区大家乐舞台霓虹灯亮起时，两个小主持，5岁的王则天和8岁的张家林已经背了整整一个下午的台词。在后台，母亲徐红红看上去比即将登台的女儿还要忙，她手提包里放着几盒治疗咳嗽的特效药，手上端着梨水，教女儿背台词，叮嘱她披上那件白色的绒毛披风——上午，感冒中的王则天还在医院输液。

　　这一天，深圳气温持续下降，晚上低至8℃。会场很快聚满了人，“大约300名观众，除了活动主办方、协办单位以及赞助商，还有附近中学的学生和园岭社区的居民”，深圳文化艺术培训行业协会会长李凤琴女士把邀请来的6名分别来自河源市和平县初级实验中学以及深圳园岭社区的穷困学生，安排在第一排的右侧。

　　在这场首届(深圳)百名爱心艺术新星评选活动启动仪式暨新闻发布会上，后来引发争议的爱心捐助只是其中一个环节。6名被主办方选出来的爱心天使向6名贫困学生捐助书本和钱物。

　　王则天，这个5岁的小女孩显然不理解爱心是什么？她催促母亲，多买些高低床，以便把那些穷孩子接回家养起来。并且，她不喜欢那些年纪比她大，个子比她高的孩子，认为“他们不需要我的帮助”。

　　当她站在舞台上衣着光鲜地给那些穷困孩子颁发书籍和救助款时，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实上，她什么也没说，她只是觉得站在上面很好玩——相比之前所有的捐赠，仅仅是往募捐箱里做个手势就此打住，这是她第一次与被捐助者面对面，况且还有大量媒体记者跟随。但在穷孩子眼里，“她是一个十分霸气的富家女”，虽然他们刚刚从她手上接过300元的捐助，以及此后至高中毕业所有学费的承诺。

　　一场爱心晚会，使得捐助者与被捐助者之间误解加深。从晚会上下来后，一个穷孩子不停地哭泣，直到父亲告知社区妇联，以后不再接受捐助。“宁愿穷，也不愿让孩子受这委屈”，这个穷得靠低保金度日的父亲说道。

　　“要怎样做才是献爱心？”一名富孩子的母亲也在问，“穿漂亮的衣服有错吗？一个孩子的爱心之举，怎么就招惹那么多是非？”事后在网络上关于这场“爱心作秀”的激烈争议表明，即便是在成人世界，也未必有多少人理解爱心的含义。

　　晚会前的争论

　　在1月7日晚上那场“爱心捐助晚会”之前，每一个接到邀请电话的人都感到突然，不管是穷孩子还是富孩子，心里都经历过一番斗争，最后妥协。

　　深圳园岭社区13岁的女孩童童，去年刚上初中，她的父亲在6年前病逝。就在最近，在社区做零工的母亲发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母女之间越来越不易沟通，甚至很少交流。晚饭时，母亲接到居委会的电话，邀请她周末参加一场爱心捐助晚会，她征求女儿的意见。童童一脸不高兴，“我不去，有什么好去，到时候肯定要上台。”

　　“不会吧？”

　　“不会？”她鄙夷地看着母亲，“肯定要上台的，到时还要照相。”

　　在深圳市北大医院的病房里，母亲徐红红把同样的消息告诉给正在输液的女儿，唯一不同的是，5岁的王则天是作为当晚的“爱心天使”去主持晚会。

　　“我不想去，我就愿意住院，天天住院。”女儿说。

　　小童星王则天刚刚录制完某电视台的周年庆，她被医生告知，“工作时间过长，视网膜累出血了”。但病情并没有打动母亲，“你怎么能不去呢？宝贝，你不是说要见见那些穷孩子吗？”

　　“我就愿意住院”，王则天不喜欢参加这些活动，“我讨厌穿新衣服”她说。

　　“宝贝，你要做个有责任心的人，答应了人家的事，一定要办到，你不是要当国家主席么？”小女孩似乎心动了，她爬起来，答应了母亲。

　　另一场关于“爱心晚会”的对话，在200公里外的贫困县——河源市和平县实验初级中学里进行。他们受到深圳主办方的邀请，给了三个资助名额。管德育的副校长吴金华把经过挑选后的学生请到办公室。

　　吴问:“如果到了深圳后，要上台曝光，说不定还有很多记者，你们能不能承受？”初三学生曾令钱答道:“无所谓，我跟姐姐商量过，我不要求得到多少帮助，我只当是一次锻炼。”曾令钱的姐姐是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父亲患食道癌以后，几乎花光了所有的积蓄。这使得之前只供养两个弟弟读书的姐姐，又要扛下为父治病的担子。

　　吴又问:“假如要问你家里的情况呢？”

　　初二女生朱琳几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父母很早离异，5年前一场车祸，父亲又丧失了行为能力和记忆。她想了想说:“我会如实回答。”

　　“但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起自己家里的伤心事，还是有些犹豫和尴尬。”后来，这帮孩子说。

　　对于主办方来说，这场晚会其实是提前了好几个月，最初他们想与政府合作，但终于等不及来自官方的批文。“我们只是民间的爱心捐助，与政府支持无关。”他们说。事后表明，这一场欠缺作料的盛宴，场景恢弘，掩盖不了味道失真。

　　舞台下，被邀请到会的6个贫困生穿着校服，每个人各怀心事，一言不发，童童和另外一个深圳女孩始终低着头，头发几乎盖住了整张脸。舞台上，爱心小天使们表演了歌曲、舞蹈等节目，服装华丽，换了一套又一套。

　　当几个活泼可爱的“爱心天使”，走上舞台向表情沮丧的“穷孩子”捐助时，记者蜂拥而上，镁光闪烁。

　　富家女与穷娃之间

　　王则天往舞台上随意一指，“就这三个了”。于是，她捐助了三个来自和平县的中学生。

　　“你怎么不把6个全领回来养？”母亲说。

　　“那些哥哥太高了，比我高多了，我这样看着他，他不需要我的帮助。”王则天比画着说。

　　徐红红对主办方开玩笑说，“下次找些小的，我女儿说那些高个子的哥哥姐姐不需要她的帮助。”

　　在这个尴尬的场面里，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互相打量，相貌、举止和谈吐，并谈论了各自的看法。晚会上，王则天捐献图书时，有记者跟随，母亲在一旁说了声:“慢点，让哥哥拍个照。”但她认为生病了照相不漂亮，当一名记者将镜头对准她时，她张开小手挡住了。

　　“王则天有点霸气，如果不纠正，肯定会养成骄纵的习惯。”回到招待所后，和平中学的学生谈论起舞台上的富家子弟。他们对晚会上王则天挡住记者镜头“不准拍照”的细节尤为震惊。

　　吴金华也认为，“家长主观性太强，太过于要求小孩怎么样，我个人不赞同这种教育方法。家长出发点是好的，如果引导不好，老是当着孩子的面提到取得的成就，对孩子成长一点都不好。”

　　谁也没有料到，第三天，报纸便刊登出质疑“爱心作秀”的新闻，而王则天成了交锋的对象。相当一部分网友认为，这完全是场秀，那些钱根本不是属于这个女孩的，反而会让那些被捐助的学生觉得，人家才5岁，就已经有钱来资助我们，都是因为他们家有钱。“施比受有福，但是施予成了作秀，其本质就已经霉变。”网友锐盟说。

　　但作为两种落差当中的亲历者，被捐助者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家里也有那么好的话，我们也会那么活泼，也会有那样的才艺、心理和表现。”朱琳说。

　　这次是他们最远的一次旅行，之前几乎没有走出过小县城。他们之间有着相似的经历，先甜后苦，家道中落。和平县实验初级中学，有70％的学生来自农村，贫穷就像每天穿什么衣服那样显而易见，心态反倒坦然。

　　在他们眼里，“除了脾气霸道了一点，王则天是个很可爱的小女孩，很善良。”晚会后第二天上午，当主办方告诉他们，王则天还在医院治病。三个中学生找吴金华借了46块钱，买了水果去看望。

　　王则天正躺在病床上输液，当她知道妈妈是“骗”她，而不是“明天就可以出院”去看望自己认领的“穷孩子”时，她的泪珠马上涌出，滑过脸颊。但当他们在病房里见面时，却没有说上几句话。事情没有按照预想那样发展，王则天心中惦记的是，1月19日，随另外的爱心天使们去河源看望他们，而不是他们闯进病房。如同这些进城的孩子一样，5岁的小女孩对从没去过的乡下充满遐想。

　　“孩子是无辜的”

　　“啥意思呢？我是不是得罪谁了？孩子是无辜的，怎么能这样写呢？”看到报纸上的“负面新闻”母亲徐红红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消除这些影响”，网络多带有“仇富”色彩的评论，更让她惶恐。

　　跟深圳众多年轻父母一样，在女儿出生时，徐红红便为她量体打造未来，只是面对“造星”的质疑，她更坦然些。她认为女儿是块唱歌跳舞的料，“其实我不知道我的教育方式对或错，但我就知道，我教育我的孩子没错吧？”

　　2004年6月30日，仅2岁半的王则天在中央电视台演唱原创歌曲《海鸥》、《懒惰虫》崭露头角后，一发不可收。如今，刚过完5岁生日的她拿下了100多项金奖，并成为一连串艺术大赛和8个童装品牌的代言人。在母亲的陪护下，王则天频繁亮相于媒体。《鹏城之花》一篇文章称:“王则天不仅是深圳，也是国内年龄最小、上镜率最高，获得金奖数最多的小演员、小童星……”

　　王则天的钢琴盖上压满了奖杯，板材有些凹陷。她同样不堪重负，母亲描述说，一个月中有一半时间是在空中飞来飞去，“如果接单的话，一个月有15天拍广告，而我没怎么接。大型节目呢，只要是公益的，电视台的我都参加。”但这些都不是王则天的本意，“我讨厌化妆，讨厌穿新衣服。”她说，“为什么要捐助他们？”

　　“因为他们很可怜，他们的父母都下岗了。”母亲回答。

　　“下岗是什么呢？”

　　与小童星衣食无忧的童年相比，在深圳，贫困生童童拥有的是一个15平方米的家——母女俩住在这间由公共厕所改造而成的房子里。从晚会现场回来，她一路埋怨母亲，“不用你去给人家看。你开心啦，我呢？好在低着头，如果抬起头一下子就看到我了”。

　　母亲从小教导女儿“不要跟同学说家里的事，同学们会看不起你”。这次，她意识到是个错误。

　　晚会上，另一个来自深圳的穷困生小美则哭了。她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初一学生，父亲失业，母亲多病。靠低保金度日的家庭，本可以申请减免学费，由于担心女儿在学校被同学瞧不起，一直没敢去填表，负债至今。

　　她害怕被同学认出，加上生性自卑，捐赠仪式后，她走到父亲身边哭了起来。但第二天，小美还是被同学认出来了，有人用彩笔画花了她的衣服，她为此一天没吃饭，也没搭理父母。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天。1月14日，父亲找到园岭社区妇联主任李曼萍，提出以后不再接受捐助，“自己穷，穷就穷，万一孩子要是出了什么事，谁担当得起？”这位父亲叹息说。

　　李曼萍认为，深圳穷富孩子之间的心理落差，来自身边的环境，“包括社会和家庭环境”。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深圳又刷新了它的辉煌:GDP增长了15％；全市生产总值5684.39亿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第四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567.08元。但贫穷仍是永远无法攻克的高地，反而日渐明显。如今，价值观折射到了校园，深圳校园中的贫富差距现象，居于全国前茅。据调查，在深圳各中学，穷孩子每月零花钱不超50块，富孩子却花钱雇同学背书包写作业，富家女买3000多元的彩妆眼睛都不眨，并且，这些家境差距悬殊的孩子很少能交往在一起。2006年1月11日，本报报道:为迎接家访，深圳某高中女生持刀逼父亲换豪宅，要求遭拒后离家出走。其父母称18岁的女儿来深后变得爱攀比，一直嫌弃家境贫寒。

　　网友“可爱的大饼脸”在QQ里发帖说:“如果我是穷孩子的父母，我会让他去接受这种捐赠的，因为:第一，从客观上来讲，我们还是确实能从中得到实惠的，这比虚无的面子重要；第二，这也是一个考验的机会。我同样会告诉我的孩子，要对人家心存感激，不管对方是出于什么目的，他确实帮助了咱们，我们不要以贫穷为耻，要不卑不亢才是。”

　　以何种方式做善事

　　徐红红成为这场爱心作秀争论中“被攻击”的对象。一名网友质问道，“5岁的孩子已经知道了捐助的意义了吗？恐怕稍有点头脑的人都能清楚，这孩子只不过是父母作秀的道具。”

　　“我想把所有善的、美好的东西教给女儿，即便楼下收废品的大妈，我见面都主动打招呼。”徐红红说，“晚会上穿华丽的衣服，是出于晚会效果的考虑，重要的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在用自己的‘利市’捐助了三个穷困孩子。”

　　徐红红认为女儿前途远大。她灌输女儿做一个强人，因而，王则天熟知了十几个国家元首的名字；她希望女儿前途远大，因而，在王则天的理想栏里，永远是“想当国家主席”。在王则天越接近这个年龄的成就顶峰时，母亲的影子越发明晰。

　　“拥有一个良好的品质，则是所有的前提。”这个品质包括:“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对穷人怀存善心。”

　　当孩子们摆在贫富的两极，一方是施予，一方是接受的时候，为什么会引发这么多争议？“爱心捐助”晚会主办方中国艺术新星网创办人聂智民事后思索，“小孩子的优越感和自卑感我们无从得知，来自和平县的中学生心态不是很好吗？”

　　“我们是要维护孩子的自卑，一直到他越发封闭，最后无法适应社会？还是让他正视贫穷，面对现实，培养一个良好的心态？”

　　“为什么富人不能献爱心？穷孩子就理所当然得到道德支持？这种心态不仅偏执而且狭隘。”国内民间公益组织——“多背一公斤”发起人安猪认为，“慈善不是一种刻意的行为，最好是本能”。

　　这个目前在国内炙手可热的民间爱心组织，发起于2004年。一个从云南旅游回来的朋友，把路上碰到的支教志愿者和贫穷孩子的故事讲给安猪听，然后他在网上发起倡议，“外出旅游时，多背一公斤书或者生活物品，沿途送给有需要的孩子”。

　　这种单纯而有效的爱心方式被越来越多人认可，“心态是第一位，当你不抱任何目的，而仅仅是帮助一个人时，你就不会对他有任何要求，而这种简单的方式，往往也是最有效的。”

　　“我们的爱心活动从不做任何捐赠仪式，这跟爱心没有关系。”安猪说。

　　聂智民也意识到，“爱心捐助”晚会上让穷孩子上台确实不妥，虽然事情过去了，这场争论留给他的教训是，“物品是其次，重要的是感情上交流，要把被捐助者当成朋友，不能看做施舍”。

　　他准备5月份再组织一次远赴贵州的爱心活动，“直接走进贫困孩子的家里，既让富孩子体验生活艰辛，也让穷孩子得到帮助。”

　　本报记者　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