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民族文化的一个“”

　　——写在《

　　贵州

　　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丛书》出版之际

　　这套历时四年多的丛书，终于在2006年岁末得以出版。作为主编，回首来路，我感慨良多。在长期“学文化”的过程中，我曾不断注意到，中外许多学者都从本原意义上视宗教为人类文化源头。

对此，虽不应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但是，宗教中所蕴含着的丰富思想文化，是一种包容性极广、极复杂的文化现象，则是毫无疑问的。我国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更是包容、储藏、沉积了极为丰富传统文化的“储藏库”；现实中的不少行为和问题，或多或少都可以从其中寻到线索、觅见踪影。所以，我一直在想，若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调查和研究各民族的各种宗教文化，不失为一途。我又曾想，世界文化、中华文化浩如烟海，而发掘、剖析和发扬自己优秀的传统文化才更为根本，也更有价值。我们应该立足贵州，脚踏实地，“从一隅观世界”，以贵州宗教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切入点，作一些重点调查和回顾，从对贵州民族宗教文化的深入研究中，映射出中国乃至世界宗教文化的影像。这种探索和尝试，或许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并不敢再往下想。我知道，国内不少省区在这方面早已是硕果累累，比如与我们紧邻的云南、广西、四川、重庆，还有西藏、湖南……我还知道，在贵州，要实际开展、具体操作这样的研究，难度极大。但我不知道，这种“妄想”能否得以实施，作为贵州的一项“文化积累”工程而实现。一次偶然的机会，现任中共贵州省委常委、贵州省总工会主席和贵州大学党委书记的龙超云同志，忽然对我谈起她对贵州民族文化研究的一些思路和设想，竟与我的所思所想暗合。于是，这才有了由她亲自领衔组成的丛书编委会，这才有了编委同仁们的共同筹划和切实行动，这才有了各位学者们潜心著述的机会；以及贵州省民族宗教委员会和贵州省新闻出版局、贵州人民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和同志，为这套丛书的审读、经费、编辑出版等种种事项所经历的许多周折和付出的若干辛劳……此后，龙超云同志更亲自出面协调解决了诸多问题和困难，并约请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同志为丛书撰写总序。于是，这又才有了叶小文以拳拳乡梓之心，欣然撰写了长约七千余字的序文《山高水长，人杰地灵》，从学理层面和现实意义上为丛书增辉。

　　贵州

　　是我国民族最多的省区之一。在我的认识中，由于民族、地域、政治、经济、历史等多种原因，贵州也是宗教类型齐全、宗教文化现象十分丰富的一个省区。这里有丰富的原始宗教信仰形态，以及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还有原始宗教与道教、佛教融合演变的民间宗教。在某种意义上，贵州是东方宗教与西方宗教交融混生、互为消长的“活化石”，也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沃土”。叶小文在“总序”中表示赞同我的这种认识，并进而作出这样的判断：“有理由相信，仍然活跃在贵州的大山里的少数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是一个不会让淘金者失望的金矿。”因而，不论是从比较宗教学，或是从宗教历史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的角度来考察，贵州民族宗教文化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研究价值。正是基于以上认识，我们依托贵州这块肥沃的少数民族文化沃土，组织一批致力于贵州文化研究的学者，做这套“贵州民族宗教文化研究丛书”，旨在多角度、全方位、深入具体地发掘和展示贵州具有丰富层次和断面的各民族宗教文化，并进行细致的辨析和周密的论证，从而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对弘扬本土文化做出贡献，向外面的世界，打开一扇了解贵州文化的“窗口”。这套丛书的作者多是中青年，又都是少数民族学者。他们长期生活于贵州，熟悉本土本民族的情况，熟悉贵州的民族宗教，又曾经过多年艰苦的田野作业，掌握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撰写的专著，当是他们长期调查研究的成果。按我们当时的设计，这套丛书并不企求鸿篇巨制，但希望能具有丰富扎实的内容和显著的贵州民族宗教文化特色，希望资料新，观点新，文笔新，既是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有一定的可读性；希望能为今后的贵州本土文化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也希望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从描述性的科研，逐步上升到规律性的探索。作为长远目标不断努力，使研究成果不仅只充实贵州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本身，更有助于加深对贵州乃至西南地区社会历史的理解。我们想，作为研究民族文化的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与贵州的民族现实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释、解决清楚一两个实际问题，就是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对和谐文化建设的一种贡献。这种种设想，在著者们的努力下，如今已大体地得以实现。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现代化诉求和实践的迅猛，大量存在于民间底层的、包括民族宗教文化事象在内的传统社会文化现象，有的改变了，有的正在改变，有的已经消逝。这本是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但对于包括民族民间宗教文化在内的民族文化研究者来说，多年以前考察到的某些民族文化现象如今已不复存在，一些熟悉某种民族民间宗教文化经典的传人正逐渐凋零，令人不免会有些遗憾、甚至是痛失之感。这就需要大力抢救和深入研究。因为，马克思早就说过：“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和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他还说过：“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人的世界；要理解人的世界，就必须研其理论，究其纲领。这正是学者的责任所在。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源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源的思考和批判，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自己对人类、对世界的理解。这是一种高度。做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贵州各民族宗教文化资源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丛书终于面世。我们竟做成了自己本来力所不能及的事情。或许，是我们幸运，恰逢一种机遇？对于“欠发达，欠开发”的我的贵州来说，对于在此间生活并努力着的贵州学人来说，还有太多太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我们既需要有“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努力；我们更需要一种机遇……(丛书共6种。为：覃东平、吴一文著《蝴蝶妈妈的记忆———苗族鼓社文化研究》、麻勇斌著《阐释迷途———黔湘交界地苗族神性妇女研究》、周国茂著《一种特殊的文化典籍———布依族摩经研究》、黄才贵著《女神与泛神———侗族“萨玛”文化研究》、黄海、邢淑芳著《盘王大歌———瑶族图腾信仰与祭祀经典研究》、优素福·纳光舜著《新月之光———贵州伊斯兰文化》。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于2006年12月出版。)　作者：何光渝　来源：金黔在线—贵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