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英杰案应当慎重审理

　　引人注目的小贩崔英杰杀死北京海淀城管副队长李志强案即将宣判。刑法学者认为，崔为谋生受到处罚，激奋之下才杀人，死刑将不合适。但一位当了8年分队长的城管干部对记者说，崔英杰必须死，如果不死，如何让城管在未来执法（2月1日《南方周末》）。

这位城管干部的想法在法治化程度不高的中国还是有一定市场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一些部门权力出现野蛮化苗头，比如暴力拆迁、暴力执法，因为他们即使对公民造成生命和财产上的伤害，相关执法人员也完全可能毫发无损；相反，如果被执法者阻挠执法者，致使执法人员受到伤害，则无疑会被法律加重处罚。

　　我们对李志强的去世深表哀痛、同情，同时也不能不同情崔英杰的命运。他在试图夺回自己被没收的谋生工具过程中挥刀，并没有杀人或者伤人致死的故意。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其林认为，从适用刑法的角度看，当不能证明有杀人故意时，根据疑罪从无原则，应该认定为伤害致死，这是当前适用刑法的基本原则。但是，检方将公安起诉意见书中的故意伤害罪变更为故意杀人罪，会不会是受到上述思想的影响呢？如果法院认定故意杀人罪成立，无疑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权力和个人平等）”的神圣天平再一次在公权力面前倾斜了。

　　事实上，在法律的天平面前，最应该受到警惕和约束的，不是公民，而是公权力本身。道理非常简单：个人的犯规，甚至如集团犯罪这样的犯规，都是可控的，而如果出现公权力机构从根本上犯规的话，社会就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失控。而且，个人和集团性的违法犯罪，只是一个个点，充其量有一些小小的、局部的“面”，而政策一旦犯规，那就没有人能逃出这个犯规的侵害！

　　具体到城管执法，其没收公民财产的正当性和合法性至今存疑。而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等等流动摊贩，在古今中外都是正当职业，某种程度上是公民无可辩驳的“自然法权”，从偏僻的田间地头，到繁华如纽约、巴黎这样的国际大都市，生生不息，不绝如缕。法律和公权力的使命，是要使社会更和谐，还是要使矛盾更尖锐？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政法部副主任张恒山针对这个问题，在接受报社记者访问时表示，城市管理者乃至全社会都应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应在优先满足小贩们的谋生权的前提下，兼顾市容整洁。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市容整洁置于谋生权利之上是本末颠倒；断绝小贩生路可能将其逼上犯罪道路；武装城管只会加剧冲突，导致恶性循环。

　　在崔英杰定罪量刑的问题上，从法律本身的精神来说，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其故意杀人，则只能服从“疑罪从无”的法律的铁律；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主张和法律宣言来看，法律的天平能不能在公民和公权力之间保持平衡，是检验这一主张的试金石。我希望崔案的判决以公民的权利、价值、尊严和自由为前提，在法律判决史上能够留下值得书写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