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行为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发生的，一切腐败行为都是在腐朽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发生的。腐败思想的来源，既有历史上遗留的，也有从国外或境外传入的，还有现实社会中产生的。改革开放后，随着现代化传媒的普及，信息渠道的拓宽，人们接触到令人眼花缭乱的异域文化，中西方思想文化相互激荡。
| |
一、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遗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历史原因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封建传统文化思想的精华与糟粕同在。作为旧社会封建主义腐朽文化思想总是不愿轻易地退走的。
1、官本位意识孕育腐败行为。“官本位”是指以官为本的心理，把“做官”看成是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同时又用“做官”来衡量人生的价值，衡量一个人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上存在的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行为，弄虚作假、制造政绩骗取荣誉和职位的行为，官气十足、压制民主、专横跋扈的行为，以权谋私、徇私舞弊的行为等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官本位意识在作怪。
2、升官发财思想滋长腐败现象。为什么人们官迷心窍、热衷于当官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发财。纵观中国历史，高官总是与厚禄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简单的社会分工使最大多数的优秀人才都向往成为官吏，即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人怀着“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梦想，苦读“圣贤书”。每逢科举考试，他们千军万马直奔“独木桥”。十年寒窗苦，只待“金榜题名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职业还是人们的谋生手段，当官仍然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在现代社会升官能够提高工资标准和生活待遇，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些官员被提拔以后，权力大了，待遇高了，不是用来为人民工作，而是用来谋取私利。如王乐毅被提拔为海关总署副署长后，分管打击走私工作，任全国打击走私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他私欲膨胀，滥用职权，干扰下属海关正常执法，甚至指使下属海关为走私犯罪分子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大肆收受贿赂。促使他徇私枉法正是升官发财思想。
3、专制思想引发腐败作风。在封建社会里，实行的是以皇帝为顶端的高度集权制和上尊下卑等级森严的官僚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封建专制的个人专断思想也曾在少数领导者身上有所体现，如搞家长制、“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而这种个人专断正是酿成各种错误的重要根源。北京市近年来查处的一些严重失职、渎职的案件，都与主要领导人个人专断的腐败作风有直接的关系。如大兴县房地产管理局原局长傅冠宇骄横狂妄，我行我素，不把党组织看在眼里，成了一个说不得、碰不得的人物。他听信他人谎言，随意在美国等地投资，造成国家巨额财产损失。
4、封建宗法思想滋生腐败关系。中国封建社会以宗法制度为基本社会结构。所谓宗法制度，就是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区别亲疏的制度。在封建宗法观念下，一个家族总是利害相联的。许多人做官，不仅为了发财，而且为了光宗耀祖、显赫门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父尊子显，夫荣妻贵，任人唯亲，官官相护，这种裙带关系是封建社会的显著特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确立几十年了，但封建的宗法观念依然顽强地表现出来，侵袭着部分党员干部。北京市近几年处理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案件中，不少与这些人的配偶、子女有关。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到这些干部的弱点，趁虚而入，采取“迂回线路”、“夫人线路”、“公子线路”，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少党员干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栽了跟头，就连陈希同这样的大人物也未能幸免。
重血缘关系还产生了复杂的人情网络。除了亲缘关系（家庭、宗族）外，还有人情关系（同乡、同学、同事、战友、师生、朋友、上下级等），他们结成以谋取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为目的的关系网络，其行为准则是相互忠诚，即所谓讲“义气”。这种忠诚导致他们把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于是，出现了干部队伍中任人唯亲、宗派主义的问题。在陈希同、王宝森案件被揭发出来后，原北京市人大副主任铁英、原北京市政协副主席黄纪诚、原延庆县委书记刘金生等相继被揭发出来，从中可以看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网。
由于看重人情，“看面子”、“拉关系”、“走后门”现象也出现了。要办成一件事，不是按照政策和法律，而是凭关系，靠请客送礼、联络感情。由于工作关系，有些公务人员有被邀吃请和受赠礼物的机会，如果一概拒绝，会被某些人误解为看不起人、不近人情；如果接受，又难以避免“吃了人家嘴短，拿了人家手软”。
太重人情，还导致了情大于法，甚至徇情枉法。当亲朋好友做坏事时，也给予帮助、隐瞒、包庇、袒护，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关系网、保护层和求情风。
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其影响可以深深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至今还在顽强地发挥作用。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
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传播，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外来原因
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和利用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人类文明成果，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但是粪土和珍珠也一起涌来了。各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腐朽思想也活跃起来，严重腐蚀着人们的灵魂。
1、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繁殖腐败。拜金主义是一种把获取金钱视为生活最高原则的人生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集中表现。当封闭的中国开始实行对外开放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特别是少数党员干部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成为金钱的俘虏。如原中建一局第四项目经理部经理罗汉斌，每年收入都在二三十万元，并不缺钱花。但他却贪污工程款88万余元，受贿20余万元，挪用公款600万元。他为什么这样贪得无厌呢？他交代说：“为了钱，为了捞取更多的钱。”捞取金钱成为他生存和工作的动因。
2、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助长腐败。享乐主义，是指把享乐作为人生的根本追求，它是对人的自然性、本能、欲望、感官追求的放纵，这是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体现，是一种“西方社会病”。改革开放以后，少数党员干部向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原中国土木建筑公司驻泰国负责人刘国修，是一位曾在中国西南铁路建筑史上立下汗马功劳的老爆破专家。改革开放后，他在去泰国任职期间，却沉醉于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而不能自拔。他大肆贪污挥霍公款嫖娼，一共包养了十多名歌女和舞女，最后被判处死刑。
从北京地区近几年被查处的腐败官员身上还可以发现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他们的堕落大多与享乐“女色”分不开。他们搞腐败活动已经不限于追求金钱，往往与享乐和女色结合在一起。陈希同纵容王宝森动用财政资金3000多万元，在八大处公园和雁栖湖畔修建两座豪华别墅，就是为了和情妇一起挥霍享乐。
3、资本主义的极端个人主义导致腐败。极端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它把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他人、集体、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牺牲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当个人主义恶性膨胀时，手中握有权力的领导干部就会以权谋私，成为人民的罪人。
上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体现，也是现代人类社会暴力、颓废、堕落以及其他一些丑恶社会现象（如黄、赌、毒等）的重要根源。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已经绝迹的嫖娼、卖淫、吸毒、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的再度出现就是例证。现在，色情拉拢已经成为向领导干部行贿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丑恶现象毒化社会风气，形成了一种对领导干部极具腐蚀性的社会环境，也成为腐败难于根治的原因之一。
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传入，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我们的挑战。由于力量的强势性、手段的现代性、方式的隐蔽性以及渠道的多样性，这种挑战将是长期的。
三、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腐败思想容易生存的社会土壤
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并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但是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不会因为同社会主义相联系而自动消失。
1、市场经济的等价性容易侵蚀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是价值规律的核心内容，按等价交换原则来调节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在经济活动中的矛盾和关系，是市场经济基本特征和要求。本来，等价交换原则只适用于经济领域。但是，一些党员干部将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到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认为党内同志关系、党群关系、上下级关系，统统是等价交换关系，奉行“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如北京市农林办公室农贸处原处长贾桂兰利用职务之便，在解决饲料指标、帮助申请周转金、发放饲养生猪风险基金的过程中，索贿受贿10万余元。她曾多次说：“我为他们办那么多的事，他们给我点钱，给我点东西是应该的。”
2、市场经济的求利性容易诱使一些人产生金钱万能的思想。市场经济要求生产者以最小的劳动耗费获取最大的利益，企业的生产经营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这容易诱使一些党员干部片面追求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产生“一切向钱看”思想，甚至把发财致富作为人生的唯一目的来追求，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宏观体制司副司长李雄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在被捕后说：“我曾是那么真诚地追求理想，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后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下，个人的小算盘在思想上有了一块栖息地，自己也就有了双重人格”，“个人利益像洪水一样肆意泛滥，淹没了原则，淹没了理想。”
3、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引发党内意志薄弱者的违法违纪行为。竞争对于企业来说，直接关系到它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要实现其价值，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跳跃”，必须要经过市场竞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都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法人和竞争主体。在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市场经济的竞争性容易使一些少数党员干部见利忘义，用请客送礼、拉拢腐蚀、金钱开路等种种不正当的甚至是违法违纪的手段从事经营活动。这些不正当竞争手段，催生了损公肥私、损人利己、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思想。
上述分析表明，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是腐败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但是，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腐败，而是说市场经济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从可能性变为现实，还需要其他因素的加入。导致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得力。
四、思想政治教育存在薄弱环节，是腐败滋生蔓延不容忽视的条件
在社会转型时期，面对封建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严重挑战，面对市场经济求利原则的强大冲击，加强对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显得特别重要。然而，多年来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思想政治教育被大大削弱了，精神文明建设长期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认识存在误区，舆论宣传工作存在不足，思想政治工作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从而使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受到错误思想的侵蚀，滋生出腐败现象。
1、思想认识存在误区。思想政治教育被削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学的片面性。
误区之一：对立论。即把经济建设与反腐败对立起来，认为反腐败会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少数地方领导认为反腐败碍手碍脚，把经济上不去归因于查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说什么“反腐倡廉，大家赔钱”，“不吃不喝，经济滑坡”主张“经济要上，纪律要让”。
误区之二：金钱标准论。邓小平关于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竟然被有的人片面地理解为局部标准或金钱标准，以部门和地区的局部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大小或有无，评价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或有无。于是，贿赂成了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假、冒、伪、劣”、走私贩私成了“生财有道”。
误区之三：必然代价论。有人认为由于改革涉及到社会关系的全方位调整，必然要以牺牲某些东西为代价。如发展经济就必然会出现道德滑坡；强调效率就必然牺牲公平；甚至认为腐败是现代化的“必要成本”，是消除计划经济约束的催化剂，对旧体制的解体有促进作用，为腐败现象贴上合法标签。
2、舆论宣传工作存在不足。我们有时忽视了对市场经济负面影响的防范宣传，对精神产品生产管理不严，导致一些低级趣味的不健康的东西流入市场，败坏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些青年和干部。如在影视作品中，有的着意渲染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封建朝代的宫廷生活，炫耀少数暴富者花天酒地、奢侈豪华的享乐生活。有的新闻出版单位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竟然出版了一些宣传迷信、色情、凶杀等内容的报刊和书籍。还有人论证集体主义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搞市场经济就要“为个人主义正名”。他们说“雷锋精神是奴性思想，是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是封建君主要求臣民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道德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造成懒汉”，这些观点混淆了是非，却得不到有力的批驳。
3、思想政治工作不到位。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有些地方和部门的党组织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疏于教育和管理。有的只重视经济指标，而忽视思想政治方面的教育，连教育经费都匮乏；有的教育内容脱离实际，形式单一，效果不明显。还有的领导干部言行不一，“会上反腐倡廉，会下受贿捞钱”，让受教育者产生了受骗的感觉。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软弱，必然造成思想混乱，是非不分，于是一些党员干部抵御腐朽思想的能力大大降低了。
以上四个方面是腐败思想产生的客观原因和条件。但是，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内因，即腐败分子主观方面的原因，是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长期执政、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理想信念动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变异，道德观念沦丧，让私欲统帅了灵魂。
五、一些党员干部经受不住考验，心理失衡，防线崩溃，是蜕变为腐败分子的内在原因
1、心理失衡。许多领导干部在违纪违法受到处理后总结教训时，都谈到自己违纪违法的原因是心理不平衡。腐败行为与人的心理活动是分不开的，导致腐败行为发生的心态主要有：
攀比心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人迅速发达起来，成了拥有汽车、洋房、别墅的“大款”。党政领导干部则属于“工薪阶层”，由于“皇粮不足”，囊中羞涩。看到这些“风光体面”的人物，有些人心理很不平衡，产生了强烈的失落感：“我付出的一点不比他们少，为什么收入相差那么多！”而通过权钱交易，则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攫取到一般人辛辛苦苦一辈子都不能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受到查处的又只是实际发生的腐败活动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这无疑助长了这部分人“攀比竞富”的心理，同时还大大刺激了其他安分守己官员，引发了不捞白不捞的攀比心理。抱有攀比心理的官员，在行为表现上具有从看不惯到跟着干的特点，最终走向犯罪。首钢船务公司原总经理邵军因受贿被判刑，他在供词中说：“我不是一个天生的罪犯，我有人生追求和抱负。首钢船务公司成立之初，我一心想的就是干一番事业。”可是，在频频出国以后，心灵的天平开始倾斜。“赖某、吕某（均为外商）他们凭什么能有汽车、洋房、美元，而我却只能拿着每月600元的所谓高工资呢？”攀比心理使他私欲膨胀，大肆通过权钱交易谋求私利。
补偿心理。有些老干部觉得自己辛辛苦苦一辈子，得到的实惠不多，实在吃亏。不如趁在位时捞一把，为晚年过舒服生活创造条件，也为子孙后代留点财产。原丰台区财政局局长吴英，早年工作勤奋，为改善区财政状况做出贡献，被选为区委委员和区人大代表。在还有不足8个月就要退休的时候，他产生了“船到码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思想，认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能捞则捞一把”，作为补偿。于是，挪用公款69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
从众心理。有些公职人员认为，任何腐败行为只要是大家都这么干，即使“出格”，也是安全的，因为法律不可能把众多的触犯者都加以惩罚。他们抱着“不为天下先，可为天下后”的心态，“跟着走，随大流”，“人家怎么干咱也怎么干”。他们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由质变到量变的过程，逐渐陷入泥坑而不能自拔。原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因受贿被判刑，他在供词中说：“我看到，在改革开放中，党的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富裕起来的人当中，很多人不是靠勤劳致富，而是靠投机取巧，但也没被处理。当时我想，我一个副部长，每月才几百块钱，我不去偷也不去抢，但今后能占的便宜就一定要占！”在这种心理支配下，他逐步坠向深渊。
侥幸心理。一些公职人员明知自己的行为属于违法犯罪的性质，并会产生严重的法律后果，却认为这种后果不会发生。他们往往过高地估计自己，自以为手法高明，无人知晓。如原北京市房改办主任刘歧，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最早一批房地产评估师之一。他记忆力惊人，被人称为“小电脑”。在作案前，他动了一番脑筋，自认为别人是查不出来的。他指使签订借款1000万元协议时，口头协议利息14/1000，但9/1000走明帐，5/1000不走帐，结果5/1000的利息全部神不知鬼不觉地被他转移到女朋友的公司里去了。再如北京市劳教局局长周凯东，从事司法领导工作多年，具有较强的反侦察能力。他在作案前，就研究了有关法纪条款、进退方案和应变对策。他自以为行动诡秘，手段高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保险可靠，未必会被侦察处理。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支配下，他一步步滑向犯罪的深渊。
2、思想道德防线崩溃。心理失衡可能导致腐败，当腐败行为者本人思想道德防线崩溃、私欲恶性膨胀时，这种可能性就变成了现实。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丧失，是领导干部沦落为腐败分子的政治根源。理想信念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一些领导干部被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一些新现象和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暂时困难与挫折所迷惑，看不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因而出现了信仰危机。于是，他们热衷于迷信，做出种种背离共产党员理想信念的行为。如原通州区粮食局局长张玉福，认为佛爷会保佑他平安，财神会给他带来金钱。在他家里有一间拒绝外人进入的佛堂。在司法机关对其住宅进行搜查时，发现佛珠五六十串。信念变了，必然导致蜕化变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受贿11.8万元，被判有期徒刑12年。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蜕变，导致一些领导干部错误的人生追求。改革开放以来，少数领导干部面对国内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现实和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些人的豪华生活，在共产党员为什么活着这个基本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动摇。他们不甘心于当人民的公仆，而是凭借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权力竭力追求物质享受，挥霍无度。甚至贪赃枉法，为所欲为。陈希同、王宝森等就是典型代表。
道德观念的沦丧，是一些领导干部腐败堕落的道德根源。道德是人生的一道重要防线，如果自律意识淡薄，自制能力丧失，就会无法拒绝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导致生活上腐化堕落。陈希同之所以走上腐化堕落的道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放松了自身的思想改造。他以为位高权重，就可以放纵自己。其实，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成为搞权钱交易的人非法谋利的目标，因而他们面临的冲击更为激烈，考验更为艰巨。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是每个共产党员立身之本、奋斗动力和行为坐标。迷失了这个坐标，丢掉了这个立身之本，就必然会走上邪路，甚至违法犯罪，堕落成人民的罪人。从陈希同、王宝森到成克杰，都是这样的反面典型。领导干部从思想道德溃败而导致蜕化变质，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
(责任编辑：黄芳)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