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水像山洪一样奔下来，眼睛看不清了”
看起来与往常没什么不一样，我们照常经营着夜市。来来往往的人们重复着平静的生活。就在这天晚上，我们年仅三岁零八个月的儿子陈夏昌失踪了。
10月11日这天晚上，我们发动所有的亲戚朋友50多人四处寻找，近处寨邻、火车站、客车站和贵阳市所有出口都仔细查找。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还没有音信。我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连续两天两夜，我们亲戚朋友几十人一直在进行地毯式搜查，我顾不上大家眼睛红了、肿了。
第三天，我们十几个人连夜分头赶往贵定、龙里火车站守候，只要有列车停站，哪怕短短几分钟，我们都要向列车员和乘警说明情况上车查找，并将孩子的寻人启事和照片交给乘警，请求帮助查找。
到贵定火车站的第二天晚上，我仍旧用期盼的目光在人群中寻找。
夜深了，人散尽了，广场上的灯光照着我，陪伴我的是我的影子，我失望了。脑子里“轰”的一声什么都不知道了，泪水像山洪一样奔下来，眼睛看不清了，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干些什么，是梦还是现实。
1999年10月11日晚上8点左右，儿子陈夏昌在贵阳万江小区丢失后，陈辅余于1999年10月20日写了上面这第一篇日记。
6年前，32岁的陈辅余从清镇来到贵阳，从摆夜市摊点做到了有自己的小饭店。陈家原先育有一子，先天残疾。通过申请，好不容易才有了小夏昌。
1999年4月，妻子做了绝育手术，10月，小夏昌就在自家摊点前失踪。
儿子丢失后，一周粒米未进的陈辅余因胃出血被送入医院，落下病根。而妻子至今不能听到人提起小夏昌，否则情绪仍会失控。
从此，他开始有史以来第一次写日记。“我是想记下我寻找孩子的过程，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孩子有机会看到这些日记，会知道我寻找他的一片苦心。”
据他们的初步统计名单显示，1998年，有89名儿童相继失踪；1999年，有44名。这两年里失踪的儿童数量，是整个名单上儿童失踪的巅峰。
在寻找孩子的过程中，35岁的周文海曾一度伪装成人贩子，成功打入毕节一个人贩子组织的内部。他希望能从这个组织里了解到孩子的一些蛛丝马迹，在断断续续地经历了长达一年之久的探寻，他还是没有打听到儿子周鑫的信息。
这位曾经做着粮油生意的家庭，因此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后来，来自习水的人贩子陈其富被抓获后，周文海打听这个贩卖儿童的家族集团里还有几个人没有被抓获，于是他只身前往陈其富的老家去打探消息。
在回到贵阳后，一个朋友来电话说，这个人贩子组织里一个重要人物返回了贵阳。随后，周文海托人委托当地人帮忙打听其具体住所。
尽管经历了曲折的寻找，但周文海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这个“重要人物”。
现在，妻子黄奕凡一提到儿子，就会哭泣着昏死过去。
“希望孩子们能自己找回家来”
1998年6月29日17时，天气异常炎热，王万军离开红边门菜市场120号的摊位，到不远处的水管边洗菜，5岁半的儿子“小贵阳”吵嚷着要跟着过去。他洗菜的时候，儿子用一个塑料袋在水管边装水玩耍。
过了一会儿，“小贵阳”接着一塑料袋水蹦蹦跳跳回摊位上去找妈妈。等王万军洗完菜回到摊位时，却没有见到儿子，而正在卖菜的妻子也没有看见他。
王万军下意识地抬腕看了看表：17时10分。前后不过十分钟的时间，而水管离摊位也不过10米，按时间和距离推算，儿子早该到摊位了。他的脑子里顿时就懵了。
从红边门菜场到贵阳周边的郊区，寻找的范围越来越大，王万军却始终没有见到儿子的身影。从那时起，他将寻找孩子的整个过程都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密密麻麻的两本日记里，记载着他到每一个地方找了什么人，哪个地方有贵州的什么人在哪里，电话号码和详细的家庭地址等。
从此，王万军的生活改变了。他将生意丢给妻子，带上干粮和地图，跑遍了福建、广东、江苏、河南等省份，一次次失望而归。
噩梦，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进入他们的生活。
一天半夜，妻子惊慌失措地推醒他说“我刚刚看到‘小贵阳’被人贩子卖去割肾了”。而王万军却梦见儿子被人贩子抓去撞车，以此来敲诈司机。
儿子丢失一个月后，王万军在开阳老家的父亲听说孙子失踪，气急身亡。
在王万军的手里，有一份从1999年开始整理收集的贵阳市“全体被拐儿童名单”，上面详细记录着该市以往失踪的200多名儿童的姓名、别名、性别、年龄、遗失地址、父母姓名及联系电话等基本情况，其中最早的已失踪了10年。
这份时常更新的“名单”，使贵阳市的失踪儿童家长形成了一张“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固定的“网”：哪里有失踪儿童的最新信息，哪里又解救回来几个孩子，哪里破了拐卖案等情况，这张网里的成员就用最快的速度，从市内各个角落汇聚在一起。
一个自发组织起来的寻子联盟由此而活动起来。
从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6月份左右，寻子联盟的成员都非常活跃，一有被拐儿童的消息，大家争相奔告。后来，由于长期无法找回孩子带来的灰心失望，加上资金越来越紧张，寻子联盟开始趋于平静。
“只要孩子还没死，我们就觉得还有希望，如果还有足够的钱，我们还会继续寻找。”寻子联盟里最后几位坚守的成员对本报表示，“现在，我们只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够从网络上看到你们的报道，能自己找回家来。”
幼儿贩卖集团的罪与罚
1999年12月4日上午10时许，贵阳市双峰路口。
一个30来岁的男子抱着一个3岁左右的男孩正欲进入路边停放着的红色昌河牌微型面包车。突然，一个青年妇女冲上来抓住这位男子大叫：“你为啥要抢走我儿子？”
小男孩“哇”地哭喊起来：“妈妈，妈妈！”
围观者渐渐涌过来。
男子见事不妙，猛踹青年女子一脚，撒腿便跑。围观群众一起将那男子扭送派出所。这一扭送，便牵出了震惊全国的“打拐”第一大案。
这青年男子正是陈其富。在这辆红色面包车上，除了有哄孩子的饮料以外，还有周岁小孩的衣服。在这辆车的驾驶位前，系着一根红绸子，还挂了一个黑色的牛头。按照习水县当地的风俗，这样可以驱祸免灾。
据警方调查，1989年起陈其富便开始贩卖儿童。
在这个组织中，陈其富专门找“货”，“货”一到手，便有专门的二拐贩运“货”，有的层层加价转手，直到五拐贩，形成了“供销”一条龙的链条犯罪网。
10年来，这个以家族为纽带的犯罪团伙靠拐卖、盗抢儿童，让一家人从习水农村搬进贵阳。从1995年至1999年，陈其福家族犯罪集团共盗卖儿童69名。
据了解，在拐卖儿童过程中，从第三道到第七道拐卖活动都是在广东人贩中进行的。陈其富称，拐来的孩子大多卖到广东的潮汕地区。
12月10日，陈其富的堂弟，也就是二道贩子陈其寿被抓获。
很快，警方又抓获了三道贩子尹祖成，四道贩子陈某和五道贩子陈少鹏。
陈其富交代，他拐、骗、盗、抢了27个孩子，作案地点大多是贵阳市暂住人口和外来人口集中的城郊接合部，都是开车作案。一旦将孩子拐来后，他们会有专门的人员将这些孩子训练成“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叫自己“爸爸、妈妈”，这样，这些孩子在被转卖到外地去的时候，在车上不会被人察觉。
8月24日，法院判决陈其富等8名被告死刑，其余16名被告分别被判有期徒刑2年至无期徒刑。在此之前，数十名被拐儿童家长曾希望高院对“全国打拐第一案”中被判死刑的罪犯暂缓执行死刑，以期从罪犯口中了解一些自己被拐孩子的线索。
当日上午10时10分，陈其富等人在贵阳东北郊刑场被枪毙。
另一种伤痛
贵阳市东山小区的谢大志6岁的儿子小东东曾被拐卖到广东10个月。
2000年初，谢大志到贵阳市儿童福利院去接他回家时，儿子已经一口广东话，认出了父亲但不知道怎么叫，只是跑过来紧紧地抱着。
回家一年多，小东东已经把在广东时的很多事情忘掉，广东话也不会说了。面对众多记者的询问，他显得很拘谨，缩在父亲怀里，半天才低声回答几个字。
谢大志告诉媒体，小东东被拐前特别爱说爱笑，被解救回来后却变得不爱说话，成天就要让人抱着，显得很胆小。
孩子虽然被营救回来，但另一种伤痛却仍在困扰着很多家庭。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教授史昭乐曾对被拐儿童群体进行过调研。在调研中，他发现，获救的被拐儿童最突出的后遗症表现在：难以适应回归后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想观念、人际互动、家庭结构等，从而导致不习惯，无法接受，甚而产生种种矛盾冲突，给孩子和父母造成很大的困惑及痛苦。
1990年，3岁的邹某被拐卖到福建，后来又被买主转送到新加坡的亲戚处。在被解救回来后，这位在新加坡每天有许多“阿姨”(佣人)伺候，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小少爷”，竟无法接受家中的环境，与亲人感情上颇为抵触，甚至发展到离家出走。
史昭乐教授在调研中发现，这些获救的回归儿童一般都是在1岁至6岁期间被拐卖，10岁至14岁左右才获救。在被拐卖的年龄阶段，正是人格个性发展的关键期。一个人的社会关键期如果遭到巨大变故，便会产生人格个性、文化心理等方面的严重后遗症。
“只有通过发挥家庭的血缘亲情作用，采取科学合理的教养方式，促使矛盾朝着积极方向转化，社会继续给予关心和帮助，才能很好地解决被拐儿童回归后的系列社会问题。”史昭乐教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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