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伍离家的那天,母亲特地把我拉到灶边贴紧耳根说,到了部队千万莫忘说家乡话,要是南腔北调回家,别人会看不起你的。她怕我对说家乡话的认识达不到那个高度,还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60年代我们村有个在外地工作3年的青年回乡探亲,与乡亲们扯谈时,偶尔冒出几句“官腔”(故乡人把普通话称作“官腔”),乡亲们都在背后指责他是“出了几天门,就忘记了老祖宗,不知道自己是喝啥地方的水长大的”。
我牢记着母亲的叮嘱,在30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无论在天涯还是在塞外,在金陵还是在羊城,在桂林山水边还是在五指山下,不但没有丢生一口乡音,而且每当听到熟悉的乡音,亲切得怀疑自己是不是回到了故乡,总把乡音当乡亲。有时还情不自禁、“厚颜有耻”地主动朝着乡音走去,搭讪、攀谈,居然无一拒绝,聊上一阵就貌似知心朋友。
千百年来,任何一个民族的任何一种传统习俗,都没有乡音这么根深蒂固。
记得我第一次回家探亲时,乡亲们见我还是一口原汁原味的家乡话,无不竖起大拇指:“国良这伢子,出门这么多年,家乡的话一点都没改,跟过去一样实在,有出息!”
然而,近几年我回乡探家,强烈地感觉到乡音也在改革的大潮中嬗变了。变得不再固步自封,不再坚守清纯。它被越来越多的异乡异域之音渗透、融合,形成了杂交的语系。最早融进乡音的是京腔、粤语和英语。
那天,我刚走下汽车,就听到人群中传出“广式乡音”。转身一瞧,那不是强妹子吗,他的乡音中怎么夹带着这么多粤味、港味呢?战友老张说,这些年家乡改革种植结构,大部分劳动力从黄土地上解放出来了,有了剩余时间,剩余劳力,就去沿海打工。几年回来,全是新语、新词、新口音、新观念、新思维。强妹子还算好的,有的人讲话全是南腔北调,办事全是新法新招。
强妹子其实不是女孩子,我们家乡习惯把男孩叫成女孩名,把女孩叫成男孩名。强妹子是老张的小学同学,我与他不是同学,但从小认得。冬天,他常穿一件没有纽扣的破棉衣,腰间系一根草绳。因为交不起每学期3块钱的学费,六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以后修水利、修铁路,很早就开始在外面做工。
我为了表示对他的亲热和自己“没忘本”,就主动上前打招呼:“强妹子,你这个鬼崽子,30多年没见面,你还像红花伢子一样呀!”他愣了一下,立马认出是我来,却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老同学,你当了这么多年官,说话还是这么土冒,没人笑你耍官腔呀!禀报你吧,我现在是个不大不小的董事长,外国人叫我张先生,乡亲们叫我张老板,公司里叫我张总裁。我们公司正准备申请上市哩——”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有辆桑塔纳“嘎”地一声停在他身边。强妹子——不,强董事长连忙双手合在胸前朝我鞠了一躬:“对不起,公司有急事先走了,明晚为你设宴洗尘。”说着一溜烟就走了。我问那开车的漂亮女子是谁,老张说是强妹子的妹妹,比他还牛。
强妹子的妹妹小名叫菊伢子,在家时是个跟男孩子说话都怕羞的姑娘。大学毕业后去深圳打了几年工,变魔术似地弄回了一个养殖公司,当起了老板。还搞什么资产重组、资源优化组合,把村办企业也“吃”掉了。
她伯父原在村办企业当头,现在没官做了,请求她安排在公司里吃碗松活饭,她却通知他去饲料加工厂当工人,把伯父气得直骂娘。她两手一摊,很硬气地说:“这是董事会的决定,我没法搞掂。”
接着,她把眼镜一摘,耐着性子给伯父解释:“如果把一个现代化企业搞成了家族式的体制,家长制的管理,就无法严格遵守制度,提高经济效益了。你有困难,可以向我申请救济。你不服从分配,只好请你走人。”后来,她伯父还是乖乖地上班去了,只是偶尔发几句牢骚。
面对我曾经引以自豪的至今未改的乡音,此刻我却有了丝丝惭愧。我低估了改革开放的神奇力量,我漠视了改革大潮中家乡人民思想观念的进化。
而从乡音的嬗变中,我看到了古老土地上一个新故乡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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