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又到春节回家时。
回家，多么温馨的字眼。一年劳作的辛苦，独在他乡为异客的落寞，抛妻别子的思念之苦，都可以在回家后一扫而光。
回家之路却并不顺畅。被称为城市候鸟的民工，是回家洪流中的绝对主角，他们对回家有着切身体会。虽然今年交通部门出台多项人性化措施，民工们回家路上仍会遭遇买票难、乘车难，还要随时提高警惕防盗防骗———回家之路，总是那么漫长。
近日，本报派出两名记者，北从北京，南自广州，像民工们那样买票、挤车，与他们一起回家，感受他们回家的喜悦，体验他们路途的艰辛。
广州购票排长龙
初春的太阳让广州昨日的气温飙升至22℃，明媚的阳光温柔地洒在土地上，让人觉得如此惬意、温暖。
2月4日清晨6时，春运第二天。广州火车站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时候。
位于火车站广场上的3号临时候车区域，来自重庆垫江的陈新男夫妇，开始收拾铺在地上、帮他们过了一夜的棉絮。老陈一边叠被子一边催促妻子：“快点去排队，晚了又买不上票了。”得知记者也来自重庆，他打开话匣子。
他说，他和妻子来广州5年了，在花都当环卫工，每年回家，买票都得耽搁上10来天；这次，他在广州火车站的广场已经睡了整整3晚了。
听说记者也要买票，老陈热心地说：“咱们一起排队吧，说不准今天运气好，能买张站票。”此时，火车站广场上的购票队伍已经排了3列，每列都有200多人。望着长长的队伍，妻子不住地埋怨他：“都怪你，昨天晚上要是肯辛苦排一个通宵，今天就不会排在后面了。”因为越排在后面，买到票的希望越渺茫。
一个小时过去了，队伍向前蠕动了20米。老陈将行李拿下来，当成凳子坐着。连续3天排队购票，40出头的老陈显得有些招架不住。“人老了，前些年排队都没这么辛苦，现在排一会就受不了。”老陈摇了摇头，从行李中拿出毛巾擦了一把脸，眼睛向队伍前方望过去，“就是站也要站回去啊。”
两个小时过去了，队伍再向前走了20米。这时，妻子的脸变得红红的。老陈忙站了起来，“你坐一下吧，呆会把高血压药吃了。”一连几天排队购票，妻子的老毛病也犯了。老陈说，就怕在路上出大问题。
这时，广播声传来通知：各位旅客，今明两天到重庆的各次列车车票均已售完。
“啊……怎么会这样？”妻子扯着自己的衣服，失望的泪水从眼眶里滑落，尽管丈夫在一旁安慰，年近四旬的她还是在广场上号啕大哭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又要在火车站等下去……
广州火车站售票一共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广州火车站的售票点，这里销售两天以内剩余火车票；一块是锦汉展览中心，销售6天以内所有列车车票。
广州火车站买不到票，记者辗转赶到锦汉展览中心。这里的购票形势更加严峻，民警用铁栏杆将展览中心围成8个通道，每个通道长200米，但能排队的通道只有3个，一个是预订票通道，供已经预订票的旅客排队；一个是特定方向旅客订票通道，如宜昌、郑州等方向的乘客，可以在这个通道排队；一个是全国各地各次列车的订票通道。记者咬咬牙加入到长长的购票队伍。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队伍始终没有向前走多少。中午时分，阳光变得火辣辣的，不少热得中暑的乘客被人扶出队伍，伴着失望和泪水离开。一位妇女蹲在地上大哭：“我的孩子还等着我回去过年呢，买不到票怎么办啊？呜呜……”
人群中，没有人站出来安慰她；因为谁都知道，离开队伍后，再也不能站回原来的位置，意味着此前所有努力付诸东流。
下午1时30分，记者终于进入售票大厅。得知记者欲购买6日到重庆的火车票，售票员说：“8日以前到重庆的火车票全部卖光。”
失望顿时涌上心头，记者无奈地离开售票大厅，回头看看身后的队伍，比早上更加“壮观”。
直到昨晚截稿时，回重庆的火车票仍然没有着落，心急如焚的记者仍和其他重庆民工一样，奔波在广州的大街小巷…… 特派记者王渝凤广州摄影报道
北京高价难求票
2月3日傍晚，记者刚在北京西客站附近一个宾馆住下，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搞票，搞一张2月6日返回重庆的火车票。
这次采访，是从北京开始陪重庆民工回家，报道他们沿途返乡的情况。没有票，这个报道就要泡汤，自己还要闹个“有家难回”。
从宾馆步行到西客站约一刻钟。晚9时，记者走到西客站，宽敞的地下通道或坐或躺着返乡者，有的打牌，有的下棋，有的裹着被子呼呼大睡。灯火通明的售票大厅赶集一样热闹，售票窗口前排着长龙。记者问服务台：能买到6号回重庆的票吗？工作人员答：“我也不知道，你试试看。”记者排在末位，过了一会儿，心里有些不踏实，和排在前面的人搭话。对方回答：“快别排了，早卖完了！”
灰溜溜回宾馆。经过地下通道，看见一个咨询台内有一男子。这人裹着一件油腻腻的军大衣，睡眼惺忪的样子。记者灵机一动，和他套起近乎：“哥们儿，能帮忙买到票吗？高价票也行！”他偷眼看了看不远处巡逻的民警，小声说：“我给你问问。”他把咨询台上的电话机移到矮凳上，用手遮着嘴，用极小的声音说了会话，然后说，“你等一下。”记者：“你找的谁呀？”答：“内部的。”
不一会，“蹬蹬蹬”从不远的保安巡逻队里跑来一个小伙子。“军大衣”介绍，他是保安队的头儿，有办法。这个“头儿”问了记者要买的车次，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敲定比票面价高150元。
“头儿”开始不停地打电话，说：“你先交300元订金。”喊过来一个保安，把记者的300元钱给他，说：“去把票拿来。”半个多小时，保安回来说：“卖完了。”“头儿”对我摇头：“我都搞不到，你再找人也没用。”
4日上午，记者向宾馆总台小姐谈起买票之难。小姐指着总台对面小卖部的一个中年妇女说：“找她准行，再难的票她也能买到！”这个中年妇女操起电话开始问票。一会儿说：“今晚9点以前搞到，比票面价多150元。先把100元订金交了。”
中午，记者路过小卖部，有些不放心：“有问题吗？”答：“没问题，9点钟以前，包你见票。”快到9点，记者回到宾馆。这个妇女一见面就叫苦连天：“原来答应得好好的，现在变卦了。”她把100元订金扔给记者：“我可不想找你这个钱！”
眼看返渝的行程一天天临近，车票还没着落。已是半夜时分，心急如焚的记者来到车站附近游荡。一个帮旅馆拉客的男子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找来一个票贩子。票贩子说：“到重庆的票最紧，你真要，比票面高300元，我给你想想办法。”过了一个小时，票贩子回话：“对不住大哥……”
5日上午10时许，记者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来到北京西客站党办。记者表示要跟一趟列车陪重庆民工回重庆。对方劈头就问：“你买票了吗？”记者：“就想让你们给想想办法。”对方回答得挺干脆：“有票就能上车，没票就不行。”
记者决定动用自己所有“关系”搞张票。
先给重庆火车站工作的一位老朋友打电话。这个老朋友听我讲明意图，说：“买重庆启程的车票没问题，北京回重庆的票我鞭长莫及。”接着给菜园坝的一个票贩子打电话。他说：“哥们儿，你的事情我再怎样也要想办法，但我确实没辙。”给在工人日报工作的一个重庆老乡打电话。老乡说：“我想回重庆还没弄到票呢！”记者又向北京晚报求援。该报一记者说：“我试试看，估计够呛！”一个小时后，电话回信：没门。记者给中央电视台一个著名栏目的记者打电话。这个记者和我挺有交情的，他一听我说明来意，说：“哥们儿，没戏，我朋友托我买8号的票也没买到。你实在没法，混车得了。”
记者连日在火车站采访发现，等候上车的民工大多是提前订或买了票的，还有不少买的是站票。重庆老乡刘开平在山西大同打工。他说，在大同坐火车更难，他从大同坐火车到北京，然后买了回重庆的票，虽然是站票，只要能回家就行。
截至昨晚8时发稿时，记者回家的票还没着落。特派记者 张少科 北京摄影报道
记者 王渝凤 张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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