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沉迷于对军费预算开支和顶尖能力的争夺

　　军种本位主义思想严重。美军诸军种并不反对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它们都有相当规模的转型路线图和现代化计划。但军种之间的一体化是以一种很不协调的方式在进行。各军种沉迷于对军费预算开支和顶尖能力的争夺，看重的是新型舰艇系列、V—22“鱼鹰”倾斜旋翼机和“科曼奇”直升机等这些工业时代的力量要素，而对能够大大提高未来作战能力的新概念、新能力和新技术却有所忽视。

　　美军联合实验主要在各军种的范围内进行，实验任务的完成既无权威性，也缺乏资源。只有在不危及各军种利益时，联合实验机构才能发挥领导作用。战区司令部的军种部队，缺乏经常性的联合训练和联合行动，它们在实战中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进行相互磨合。

　　国防研发领域存在严重的技术狭隘主义。许多美军研发人员只是把坦克、飞机和舰船看作是独立的作战系统，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从传感器到射手”系统中的组成部分。在研发标准上，只以提高火力和机动力为研发的终极目标，使用信息技术也主要是为了更好地提高机动能力和打击能力，很难超越传统的设计标准，想像这些作战系统将在一个基于信息网络的系统集成当中，承担信息搜集者、处理者和联络者的角色。在研发目的上，研制新一代的飞机和舰船，是为了提高美军单个军种的独立作战能力，而不重视探索未来战争和新的作战方式对武器装备的新要求。造成技术狭隘主义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的研发体制和作战观念束缚了思想。美军现行的研发体制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采取的是基于威胁的体制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管理下，依据单个、具体作战需求的武器系统研发工作，受到了高度重视并获得高速发展，任何有别于现状的建议和项目则全部遭到压制。结果，尽管科学家们、分析人员和项目管理人员对各自的研究项目都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却极少关注项目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融合。

　　国防规划体制结构矛盾突出。军队转型需要相当可观的经费投入及总体设计。而美军目前的计划、规划与预算系统主要采取的是基于威胁的模式，与军队转型的要求不相适应。基于威胁的国防规划模式是指，首先对威胁进行评估，然后构划国防需求、提出应对威胁的各种选择，并对各种选择进行评估，最后确定最优战略并付诸实施。冷战期间，由于美苏两大阵营泾渭分明，威胁具体明朗，因此基于威胁型的国防规划模式使美军较好地应对了挑战。但对于应对以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新世纪安全需求的美军转型而言，则存在明显不足。它使规划者的思维仅仅局限于某些具体特定的需求，把具体威胁的具体要求作为依据勾勒计划蓝图，从而无法根据变化了的需求及时进行更正。

　　美军在转型中遭遇的体制瓶颈，使美军的技术优势无法全面转化成军队的作战能力。是根据未来战争需求改变体制结构，还是维持现状，美军面临艰难的抉择。越不过体制变革这道坎儿，美军就不可能实现军事效能质的飞跃，更不可能建成一支信息化军队。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并不是美军实现全面转型的灵丹妙药。相反，数目如此庞大的军费，有可能妨碍转型，削弱裁减那些耗费巨大成本的笨重装备和系统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