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 中新社发 谭达明 摄
一所年方15却已蜚声海外的大学，一所以工科见长商科亦能排名世界前三的大学，一所高度国际化但扎根于中国香港，矢志带领香港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前进的大学，这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她“重现”了上世纪前半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0多年里缔造辉煌的历史，她的飞跃令人羡慕，她的务实耐人深思。日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接受人民网记者的专访--
朱经武教授出生于中国湖南，在台湾念完大学后赴美留学并获博士学位，其先后出任美国休斯敦大学物理学教授，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固态物理项目主任。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及物理学教授，美国休斯敦大学天普科学讲座教授、物理学系教授及德州超导中心创始主任。同时，他也是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及科学学院、中国科学院、台湾中央研究院及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在高温超导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1987年1月，他成功地发现了新超导材料，将超导温度提高至摄氏零下180度，超过了液态氮的温度，开创了高温超导研究及应用的新纪元。2001年，朱经武出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03、04、06三年获选为香港“最佳大学校长”。
一、大学并非要面面俱到
记者：看你们大学的名称“科技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以工科见长，但你们的社会科学，特别是商科(MBA)已步入世界一流行列，而且，你们还自称是一所高度国际化的研究型大学，那么，请能介绍一下“国际化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和你们的资质。
朱经武：在学科发展上，为什么科技又搞上管理？因为如果科技只是做研究，在学术殿堂里，象牙塔里做，是不够的，社会支持我们，他们自然希望有回报，让科技产品化、商业化。而商业化和产品化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管理，所以商学院也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有商学院、又有工学院和理学院，正好凑在一起了。
当然，这还不够，我想一个大学生，一定要有人文素养，但这点在科大很不幸。当时科大设立商学院，已经是创校校长吴家玮跟当局极力争取，多次讨论辩论后才得到，政府认为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定位，你只要把本行做好就行，不用做其它的，因此更没道理设立文学院、社会科学院。但在吴校长的坚持下，还是设立了社会科学院，但只有研究院，没有本科生。这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缺陷。
我5年半前来到科大的第一天，就跟政府说，我们要人文社会学院，可是他们还是说不行。其实，我们并非要面面俱到，因为教育是全面的，也使有选择的。比如我们学校，生物生命科学很强，在研究方面是香港最强的，在世界知名期刊发表文章最多。我们学校没有医学院，我们自己也觉得香港已经有两所大学有医学院了，没有必要去再争。我们的老师与他们(中大和港大医学院)都有很多合作。
香港科技大学已经是一所研究型大学了。作为研究型大学，我希望研究生的比例能达到45%。我们现在的本科生有5000多到6000，研究生差不多3000多，大部分研究生都是读硕士学位，特别是MBA(工商管理硕士)，真正读博士学位的，只有1000多一点，在整个比例来讲，是比较少的。你看美国加州理工、麻省理工大学，他们的研究生占比很大。但是，美国的情况不一样，那边有很多大学，本科生数量也很多，只是不同大学训练出来的而已，香港真正能训练出理工很强的优秀本科生的大学并不多。所以，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学生，有的留在本校念研究生，或者继续到国外、以及内地去念书。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香港社会，我们训练研究生出来，要想到他明天的出路，起码在短期训练后他能到国外工作。但从长期来看，如果这样下去，对于香港，乃至中国，都不见得是最好的。最好的是什么？一开始可以出去，等他们真正训练好了，都能够回来工作。到目前来看，香港的条件还不成熟，科技市场就不完善。但内地市场扩张的速度却很快，我知道有很多内地出国留学的学生，现在都一批一批回国。这个情况跟台湾一样，我是在台湾长大的，知道台湾当年的情景，当年就想留学，学完了就学留，留在那边，因为当时台湾环境不成熟。到了后来，台湾的环境成熟了，大批留学生回流。当年台湾的经济奇迹，与这批留学生的回流有密切关系，现在香港大概还在前面一步，但我相信香港会慢慢成熟，特别是与内地经济关系更加紧密之后，香港就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
研究型大学也应该教学，不只中国，包括韩国、日本，人们常常会觉得，我是一个大学者，我是做研究，我就应该教研究生，不教本科生。他们认为，花时间教书而不去研究，那是浪费。这是不对的。我认为，进了大学，教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的话，就一定要教书，通过教书这个途径把学的东西转给年轻一代；授业，过去说就是传授专门学问；解惑则是教做人。现在，因为知识一直在向前走，所以老师们要做研究。如果一个科学家，假如他只对研究有兴趣，他应该去研究所工作，不该到大学来，既然拿了教授的名义，就应该教和授。在美国，做教授有三个原则，第一，教书；第二，研究；第三，服务，服务社会，服务专业。比如你到伯克利大学，他们本科生一年级，都是最有名的学者在教，这是他们的传统。当年，学生一上大学，教普通物理竟然会是“氢弹之父”，学生多兴奋呀，学习的启发性马上就有了，我太太就是这些幸运学生中的一位。我在德州也一样，有名的教授教基础课，德州政府会给奖励，多给学校拨经费。政府鼓励这些人这么做，而不是关门研究。
至于科大，我觉得我们正在朝这个方向走。我们希望自己一流的教授都能教课，但是我们这里与西方又有些不同，西方的普通科常常是大班教课，叫做“大班讲课，小班研讨”，大班讲课的时候自然是很希望有资深的名教授上课，我们这里上课班不算小也不算大，比较均衡。我们也希望教授能多教课，宣扬在大学教学是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之一，但是在学校里，教授有很大的自由度。我们并不是不重视研究，我认为，创造知识很重要，学校不创造，就只有研究机构去创造了。而且，两者不同，研究机构除了政府资助的通常都是业界的，研究的项目也通常是短期的，但真正的学术上研究是需要时间的，有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所以学校就有这个好处，慢点出来没关系。但在业界的实验室和研究所里就不行了，那里要赶时间。
二、“少年老成”的“育”林秘籍
记者：科大是香港最年轻的大学，只有15年的“历史”。通常好的大学都有比较长的历史和相当的经验积累，甚或浓郁的文化浸润。科大还在成长期就“少年老成”，成就斐然，有什么真传，比如“育”林秘籍或“葵花宝典”式的东西，或者有什么天赋神招，完全自创一套新的路数。
朱经武：香港科技大学的建立，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当时的港督尤德看到，内地已经开始改革开放，这令香港面临很大挑战，因为内地的工资低，具有成本优势，产业一定会向内地转移。这种趋势下，怎么才能维持香港的繁荣？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要增加产品的附加值，而增加附加值则一定要走科技这条路。所以，科技大学就是在这种思路下设立的。当时，香港的大学基本都没有研究文化，香港以前的学校，比如港大，大学很好，学生也很好，主要任务是为殖民政府培养公务员；中文大学，人们认为读中文不见得用得上，发展也有限。港大培训的都是精英，这个没话讲，但要你说做研究、搞科技，他们不熟悉。所以，当时港督认定要发展科技，我们的大学才建立起来。
科大有今天，与当年政府的全力支持分不开，给了充足的资源。当时有人说，钱能够买到的东西，在科大都有。当然，有充足的资源，不代表就能建设这么好的学校。他们找吴家玮教授来当创校校长，他知道美国是怎么做的，就把美国大学的那一套搬进来，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系统。比如老师的升迁和聘任与辞退，都做得很严格，严格也不够，还要公平和透明。假如都是这么做的，最后抓到我朱经武，要开除我，我也没话说，因为一开始就同意了，我应该做一二三四，结果我没做到，那我就认了。
有很多人问，我们能否重复这样的奇迹，短时间里再建一所这么好的大学，我想总是可能，但也许不那么容易了。我总结，科大有今天，这几方面都至关重要：第一，当年政府支持学校的确有决心；第二，我们的确找到一位很好的创校校长，他有经验有眼光；第三，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系统；第四，找到一批好教师；第五，招到好的学生，买到好的仪器，找到一个好的地方；还有，我们所有员工，包括后勤方面，都有一个共识，大家都希望把学校建好。所以，我们的效率很高。举个我们工作人员的例子，有一年我们在内地跟一所很不错的大学办论坛，学校的名字我要保密，我的助理就去帮忙，论坛完了后，那学校的资深副校长跟我的助理讲，你一个人顶得上我们12个人，我受之无愧。我不觉得内地人不用功，只是他们是没有经验，没有接触外国的东西，所以我的同事非常友善地做这些事情。比如，一位演讲者从美国飞到北京，延误了，转不了飞机，一点办法都没有，人家又不会讲英文，只说“no.no”，连住哪都没着落。他的运气好，带了我助理的电话号码，就打了一个电话，我的助理就“遥控”，帮他解决了所有问题。最后还教他买机票飞到上海，去接他。其实他不是要到上海，是要到另外的地方，我再讲你就知道是哪了，哈哈。
还有，要有好的目标，学校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有共识，这是一所研究型大学，追求卓越。方针很正确，也很明确。我们讲学校的“VISION和MISSION”(远景和任务)，VISION，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要成为世界一流；MISSION，我们在香港，要帮助这里发展教育，发展经济，对国家来说，我们要成为中国的好大学，成为领先者，对世界来说，我们也要成为带头者。当然不能全部都领先，但很多方面包括科学和工程，都要这样。（第1页，共2页）页码：1 2
三、“领先世界”的远大目标和任务
记者：你们你们“领先世界”的远大目标和任务，现在的进展如何？
朱经武：譬如说科学，你要讲碳的单壁纳米管，世界上最小的就是我们学校同事在三四年前做成的，这个成果被国内中科院评为当年最重要发现之一，它已经接近了理论极限，人家再要做小不太可能。再看我们学校的生物化学教授，从《本草纲目》中找中药，并提炼加工，做成抗老药，选出15种药物送去化验测试，发现当中有3个有抗老作用。这对制药厂的意义重大，通常试验1000个样品也不见得有一个有效，他们15个就有3个，取得了空前成功。所以，03年赛马会给了我们1亿7500万，我们从这里面拿了很大一部分与一家美国公司合作，成立了一个公司，专门开发这一产品，现在在美国正准备第二阶段的试验。另外一位教授，也是生物化学专家，两年多前，他发现了导致人类精神分裂症的5个基因中的一个，这个相当重要，中国差不多有6000万人有症状。工程上，现在大家都知道互联网，互联网真正的发展是在1990年以后，香港第一部互联网系统是我们学校沈玉如教授做出来的。再有，香港在建新机场时，需要斜切风的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就是我们学校的教授设计出来的。还有，香港是物流中心，最早开设物流课程，是我们学校。即使在人文科学研究上，我们在中国研究方面，位列世界前五名。
文学方面也很不错，我们的郑树森教授，我去美国的一所很不错的大学，虽然学校很袖珍，但照样出了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那里的老师问我可不可以介绍郑树森教授，我问他们怎么知道郑树森教授的，等他们回答我之后才知道原来他那么有名。另一位院长是丁邦新教授，去年退休了，他是赵元任的继承人，语言学专家，赵元任之前在加州伯克利大学，赵退休去世后，他们就请丁教授去，丁教授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后来我们把丁教授请来做我们人文社会学院的院长。还有社会科学大师边燕杰教授，找到这种出色人才，学校水平就容易提高。
四、放手去做，不要有太多限制
记者：正如你刚才说的，科大有很多大师级的教授。不仅他们，人们早有耳闻，科大的师资实力很强，不仅来源广泛，出自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就读的学校群星灿烂，其中75%的人获北美62所一流学府学位。以你们学校的“历史”、实力和声望，能吸引这些人才前来任教应该很不容易。
朱经武：最主要是要有好的老师、好的学生、好的研究设备和好的后勤支持，有了这几点，就能找到好的人，让他放手去做，不要有太多限制。在很多时候，其实怎么做是无所谓的，起码我在学校里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就是我只告诉他们应该要做什么，为什么要做，但从不说该怎么做。原因很简单，他们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当然，在决定怎么做的时候，大家都会相互沟通。一旦出了问题，我把问题当成我的，绝对不推卸责任，然后大家一同去解决，这样下来，事情会容易办些。
要有好的制度。举个例子，我们在物理系雇人，系里会有一个小组委员会，首先决定请哪个专业方向的老师，物理你可以做天文物理，也可以做高能物理，也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方面。高能物理花费太高，可能做得很有名，但没有这个财力。比如最后决定要找凝聚态物理方面的。然后，就独立地向外界招聘，所有程序都是公开的，这当中没有徇私，系里程序很小心做完后，提交学院审核，之后学校还有一个委员会讨论，通过后名单交到学术副校长手中，认可后才算完成。所以，有一套制度去遵循。除了极个别特殊情况，通常都是照章办事。制度中条文不会过于繁多，让制度无法推行。这才是个好制度，而且大家都同意这么做，制度公布在网上，大家都知道。不会出现某人不喜欢“鼻子大”的老师，就不收这样的人。
还要有公平的环境。找到好人。而且找一个不够，这就需要整个大环境，包括研究气氛都适合。所以我刚才说让学者放手去做，是很重要的。他们互相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也要很公平，不能说朱经武的朋友就能得到好处，公平的环境下，制度才能发挥作用。我们常常说“一流的人雇一流的，二流的人雇三流的，三流的就雇不入流的”，最主要的是一开始就要找好人。我们学校就很幸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些大师级教授，找到这种出色人才，学校水平就容易提高，也会更好地吸引优秀人才。吸引好人才来年轻的香港科大。我想，首先是理想，当时国外很多人有理想，希望回到中国，为中国做点事情，他们有一批人，包括吴家玮校长和当时的几位副校长，他们再凭借关系找到人，为学校打下基础。而且，学校进进出出很多人，比如访问学者，像最近的诺贝尔奖得主来了，还有很多有名的人。他们在我们学校生活和工作，回去之后，成为我们的“亲善大使”，也会帮我们找很好的人来。
资金也是重要因素。举个例子，当年1991年开学，计划招6000学生，在开学第一天就给你6000学生的经费，学生可能远远不到6000，也同样给，这钱花不完，资金有了弹性，当时我们学校就用来找最好的老师，买最好的仪器。
五、校院设计有很仔细的规划
记者：教育诸要素当中，环境的影响从来都不可忽视。科大的校园只占地150亩，但山光水色，诗情画意，充满人文气息，想比内地很多城市动辙耗地千倾建造大学城，显得既小家又碧玉。你们的校院设计与办学理念是如何衔接的。
朱经武：学校的规划建设非常重要。假如给我1000亩地，我会另外建一个不同的校园。现实是，在100多亩地的条件下，我们该怎么做。当时有很仔细的规划，相当细腻，规划时得到马会的支持，他们有很多经验。
我们学校现在在做第三期规划，要在那边搞工程。我们现在就在很仔细地讨论，地怎么利用，楼怎么设计，要花相当多的钱。从外边找人，让他们提供一些计划，学校教授和职员看，董事会也看。第一步解决构思上如何建设校园，会有仔细的讨论，当然之前学校会有初步的想法。跟他们讲我们有多少地，能花多少钱。在这个范围内，去设计把它做得最好。经过这番讨论后，我们会选一个建筑设计公司，规划设计好了后，拿去投标。其中很重要的是，有的人闭着眼睛就能想到好的设计，但我们要求设计的东西与周围的环境相和谐，不能怪怪的，很突兀，而且现在已经有一个校园在，所以有些限制，要求你的设计与周围协调起来，这些都要考虑到，的确要花功夫。规划的过程，酝酿的时间较长，开始动手了就会很快。三期校园酝酿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开了很多会。比如说新校园里，你要什么实验室，我要什么场地，大家都在讨论。第三期工程在山上，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当时就有一个讨论，是不是把下面的实验室搬上去，有人就说应把理学院和工学院的实验室搬上去，因为我们是以理工见长的学校。但是后来讨论发现，假如把实验室搬家，会花很多钱，因为有很多仪器。后来商学院说去上边，因为他们搬起来相对容易，他们也希望好环境，后来决定上边主要是商学院。还有高等教育研究院，这个新学院今后不仅是香港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的发展平台，也是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平台，我们很幸运得到国家的正面认定和支持，所以当然要放到最好的地方。在最高处的一栋新楼，给了高等研究院，大家也都认同。最主要的是有一批好同事，大家一心一意希望把学校搞好，问题都好办了。不是只要我朱经武的实验室上去就行了。
六、“大校长”跟“小学生”开会
记者：刚才我们看到，有一个学生在你办公室带了很久才出来，我们很想知道，你这位“大校长”跟他那位“小学生”开会，会有什么事情呢？
朱经武：其实我今天很忙，他也没有预约，我刚才外面开会回来，同事告诉我有位学生在等我。他来自云南，代表云南参加了奥林匹克竞赛，是一个很杰出的学生，他想进我们学校，但不知道考试已经完了，先到深圳，再到香港，今天来见我。他们说他已经等了我快一个钟头了，我就觉得应该跟他谈谈。
知道他很想到科大，我马上请了学校在内地招生的负责人朱博士来，内地招生政策朱博士比我清楚。三个人一起聊，学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觉得他这么有心，而且还是少数民族。(他来找你，对他入学是否有好处？)这个很难讲，但假如样样都相当的话，这次谈话对他当然有好处，最主要的是他一定达到标准，如果达不到就很难办到。香港在这方面很严格，我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像在美国加州大学，每年招生，校长有权决定当中几个百分点的入学，因为考虑的不仅仅是成绩好，还有其它因素，比如对学校发展有利。但是，在香港当校长的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权利。
假如真的是天才学生，我们学校一定会说，“没关系，天才学生我们全收”，要收进来还要向政府争取，而且报纸上还常常会有不同意见。但我们不后悔，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次，奥林匹克竞赛的金、银、铜牌奖学生都愿进我们学校。当时我们还在讨论这个事情，不知道怎么让媒体知道了，他们说“朱经武要违规招生”。因为在香港进大学有很多条件，要多少分数，考过多少试，但那些学生还没有考试，怎么能收他们？但我觉得他们都已经拿到金银铜牌了，考试又有什么关系呢。后来，一个星期五，下午4点半，我们的物理系教授跟那三个学生，敲门进来，说假如你不收的话，那三个学生就没机会了，因为那天不决定的话，他们就不能进大学了，当然他们也不需要急着进大学，但要等一年。我就跟他们讲，收了吧，他说你知道有什么后果吗，我说后果由我负责。然后我跟教师会负责人打电话，问他香港的大学是不是有自主权？他说对，是有自主权。我说，我不滥用这个权力对不对？他说，对的。我说，那我现在就要用这个权力了。我还问他，是不是香港的大学希望留住这些杰出人才？他也同意。我说我现在要破例收这三个学生。原则很清楚，我们这样做，为的是留住好人才，而且没有违规，用我们的自主权。如果记者打电话来，不骂我就行了，你骂我我会骂回去。他说好吧，搞一个新闻发布会，说科大将接收这几位学生，但没有违规。结果，戏剧性的是，星期一香港的报纸都说，香港的大学应该学科大。后来接着又有好几个学生都是这样破格入校的。这些年青人很难得，我觉得训练通才不容易，训练特殊人才更不容易。当然你说我们接收的这些特殊人才的学生今后会不会有伟大成就，这点没有人可以担保，但是我们相信给他们这个机会，未来有成就的可能性不小。(刘韬)来源：人民网转自中新网（第2页，共2页）页码：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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