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工头雇人专职讨薪 出价500元行为要过激(图)

包工头雇民工专职讨薪

　　包工头雇农民工专职讨薪

　　□本报记者 许蔚菡 高金环／文 柳涛／图

　　并非该建筑工地农民工，却围堵在该工地讨要工资。近日，厦门出现了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这些农民工以团体为单位，有时围堵马路，有时占据公司办公场所、围困管理人员，甚至还围堵厦门市劳动监察支队。

　　厦门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机关党委书记陈建荣在正式场合透露，这是厦门出现的农民工“专业”讨薪人员。据了解，该名称是首次经官方正式批露。

　　“专业”讨薪者受雇于何人？如何讨薪？谁是其中的最大受益者？近日，记者进行了多方调查，试图揭开该特殊群体的神秘面纱。

　　首次曝光

　　1月24日下午2时左右，厦门象屿保税区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发生围堵事件。据现场民警透露，施工工人均在派出所办理过暂住证，但现场围堵的30多名人员中，仅1、2名可对得上身份，其余人员均身份不明。

　　针对该事件，陈建荣首次提出了“专业讨薪人员”这一说法，该群体也正式曝光在公众面前。

　　“其实早在去年6月，厦门建筑工地上已出现这一群体。”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去年6月13日，一起长达8天7夜的讨薪事件让厦门市劳动监察支队工作人员印象深刻。

　　据经办此事的相关负责人回忆，去年6月13日～20日，30多名农民工3次围堵马路等；长达7天占据公司办公场所，并将公司11名管理人员围困数天，不让其吃饭、睡觉；其间，还一度围堵厦门市劳动监察支队长达8小时。

　　“以往，建筑业企业发生农民工突发性事件，多数是因工程款拖欠而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厦门市劳动监察支队监察二科科长丁卫东表示，农民工“专业”讨薪人员的出现，使这类突发性事件的诱因有了新变化。

　　受雇于包工头

　　老车是一名四川籍打工者，他游走在厦门建筑工地，对专业讨薪一族有着深刻的了解。

　　据老车介绍，按厦门目前的行情价，要雇佣一群“农民工”，总体需支付费用是追讨工程款的20％，包工头和这群人的“主事者”谈好价码后，就等着收回余下被欠工程款了。“不论手法过程，只要能拿回钱就行。”

　　而“主事者”之后就开始进行接下来的具体操作，这群人以省份为单位，亲戚套亲戚、朋友带朋友，只要“主事者”一声招呼，“你来我来全都来”。雇佣这群人的费用由“主事者”预先支付，而被雇佣者则要遵守“钱到手就办事”规则。

　　老车称，最简单的出场，就是充人数集体到工地嚷嚷还钱，这一情况每个人的费用在20元到40元不等，超过晚上12时报酬再往上加；而需做出如爬塔吊等较危险、过激行为的，一般价格在500元左右。

　　“他们不怕遇上危险或因违反法律法规被抓吗？”记者问道。对此，老车回答，其实大家也不是“要钱不要命”，部分人确实是基于同样在外地打工，老乡之间能帮就帮的心理；当然另一部分人是想顺便赚点钱，但还是会考虑安全。如有些爬塔吊讨薪的，本身就是“塔吊工”。

　　采访中，老车并不避讳地表示，自己也曾参与过一、两次讨薪。每当没能及时拿到工钱，一起做工的工友或老乡就会一起去找发包单位，最通常的做法就是先把发包单位负责人的办公室团团围住，再让几个人坐到办公室要钱，对方不给，他们就不走；有时还会用堵门方式限制负责人或其他办事人员的人身自由，不给钱就不让离开。

　　对于为何不选择诉诸法律途径，老车表示，找法院麻烦，时间长，还不知道能不能拿到钱。当然，受雇讨薪也有拿不到钱的时候，“遇上那些很‘厉害’的老板，就拿不到钱。”

　　据相关部门调查，在讨薪过程中，20．7％的农民工曾遭到暴力，34．6％的农民工曾被威胁。

　　谁是最大受益者？

　　对于“专业”讨薪一族的出现，丁卫东认为，整件事情中最不用担风险、受益又最大的是包工头，因为建筑承包单位因确实有欠工程款而理亏，这些包工头又抓住政府部门对“农民工”的偏向心理，往往能如愿以偿拿到比原定协议约定工程款更多的费用。

　　据了解，当前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根本症结所在就是包工头制度，层层转包，风险转嫁。

　　长期以来，受利益驱使，各种工程层层转包现象愈演愈烈，“一包”、“二包”、“三包”，甚至“四包”层出不穷。在该过程中，“包工头”为包到工程，纷纷竞相压价。一旦“承包链”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最终的埋单者自然是农民工。

　　建筑工地农民工曾形象地把这些大小包之间的关系称之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青泥”。在他们看来，农民工就好比是“虾米”，只有“啃青泥”的份儿。

　　据老车介绍，在农民工“专业”讨薪事件中，如果发生意外事故，也完全与包工头无关；当然，稍有“人情味”的包工头还是会多拿出一、两百元慰问，作为见血补偿。

　　尚无有效制止手段

　　对于这一特殊群体，厦门劳动部门表示，目前确实没有有效制止手段。正如老车所说，就算警察来了也是那样，工钱是血汗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专门负责处理建筑工地拖欠工资案件的厦门市劳动监察支队监察二科科长丁卫东表示，在调解过程中，经常是发包方同意根据花名册及工资单发放工资到农民工手中，但这群工人却坚持要发包方把钱全部交到包工头手上，等包工头表示拿到钱后，他们二话不说转身就走。

　　“经常能看见熟面孔在不同工地讨工资。”丁卫东表示，由于建筑工地流动性强，虽对农民工真实身份有所怀疑，但也无可奈何。

　　多年从事劳动监察执法工作的劳动监察办公室主任赖明智向记者表示，农民工是建设公司拖欠工程款这个债务链条中的最终受害者，由于目前缺乏可操作性较强的建筑工地劳动管理方面的法规，使得建筑工地成为《劳动法》调整和保护劳动者的盲区。

　　值得欣慰的是，据记者从劳动部门得到的消息，今年厦门劳动部门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切实落实建筑行业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防止工程款被拖欠。

(责任编辑：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