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墓的大门
旬月前，经济学家张五常提出，为了振兴西安的经济，应该立刻打开秦始皇陵。还算了一笔经济账：如果安排得好，每年大约可以秩序井然地接待500万参观人次，以每位入场费500元计算，每年的门票收入就是25亿；以长线利息率5厘算，陵墓打开了，门票收入的现值是500亿。如果再算进游客增加给西安带来的经济利益，效益则更为可观。口水一片。近日，“乾陵(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的合葬陵)藏宝500吨”的说法又让张五常的观点热闹了起来。
孙维，从事考古工作多年，他对张五常“掘墓企图”的评价是：把考古简单成了挖宝赚钱，搞得就像电视里拿锤子砸金蛋的节目一样——有料，大家喜作一团，尽管不知道多余的奖品能有什么用；没料，嘿嘿一乐，也就罢了。
考古这个词宽泛得很，考史料、考遗址、考遗迹……都符合，但现在的人还是习惯把考古和掘墓直接画上等号，这与中国人丧葬传统有关，这与憧憬和艳羡有关。只是现下留给中国艳羡的机会，太少了。一来是因为能往墓里放的好东西越来越少了；二来是因为无论官民，几千年来就没停止过对于墓葬的“开发利用”。所以，至今仍值得惦记的也就只有皆位于陕西省的秦始皇陵和乾陵了：无论嬴政还是武则天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而其墓中随葬在不少后世史书中都饱有敬畏，更为难得的是，觊觎二者众，然而至今还没有谁得手的记载。
几个随葬的兵马俑坑已经让西北人民乐了三十几年，所以张五常站在西部大开发的角度替抱着两个“金蛋”的西北人算算账，本来也是无可厚非。其实，这笔账西北人早就算过了。
早在“文革”前，挖乾陵的一切准备工作就已经做好了。当时，郭沫若闻知陕西发现乾陵地宫陵道，并计划开挖的消息后特别兴奋，盼望有生之年能亲眼目睹传说中保存在地宫内的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手迹。但周恩来坚决予以否决，并留下一句：“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郭沫若失落之余，只好写下了“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
1986年陕西文物局再次提出发掘秦始皇陵、乾陵报告，国家文物局考虑到文物保护因素，再次否决。2000年老山汉墓发掘后，陕西又有人提出“抢救性发掘”秦始皇陵、乾陵的计划，主要理由是秦始皇陵、乾陵处于地震带，可能在地震中遭遇破坏，而且陵墓位于喀斯特地形，地下水会毁损文物等。“几千年没震坏，等几十年就震坏了？多次勘探发现，秦陵地宫保存相当好，抗震性能很强。地宫也没有进水。”北大考古学教授、秦陵研究专家赵化成负责对秦陵的勘探工作，在他看来所谓“发掘”，这里除了文物大省的利益驱动，还掺杂了好奇心、成就感、浮躁的时代气氛以及伪学术潮流的影响，“有些人特别想挖，他们在各种场合都在呼吁。”
“定陵当时我是赞成挖的，但就是因为我经历的一切，现在我哪一个帝王陵都不赞成挖！”赵其昌是定陵发掘考古工作队队长，1957年5月，他带人使用铁铲、手电筒等工具，打开了定陵地宫，取出了丝绸、青花瓷等大量文物，“但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得多。比如用‘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加入软化剂涂在半腐的衣服上，但这种涂料是不可逆反的，不久涂料老化龟裂，丝织品也随之碎裂，当时的我们真是太无知啦。”在赵其昌眼里不能示人的丝织品还算是好的，“1959年9月30日晨，发掘小组接到博物馆办公室主任的指示：‘马上就要开馆了，既然复制的棺椁已经做好，原来的棺椁就没用处了。立刻清扫地宫，把原来的棺木抬出来，好迎接领导来检查清洁卫生。’随后，几十名警卫战士在主任的指挥下喊着号子，将沉重的棺木抬起，来到宝城上，将三具巨大的棺椁掀下墙外，哗啦啦滚入山沟……”
其实，发掘定陵在不少考古学者眼里是一个教训。不光定陵，任何一个已被发掘的陵墓，都曾为中国的文物保护留下过或多或少的教训。
据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徐苹芳回忆，当年挖掘马王堆墓时，墓被水泡着，有一片藕片在水里漂着，很漂亮，可拿出来一见阳光就烂光了，跟鼻涕一样，只有痕迹，没有样子了。“我们亲眼看见的，马王堆的文物刚挖出来的时候，非常光鲜，但一天天看着它变化，却毫无办法，太无奈了。所以说，陵墓不能随便动。挖乾陵都不成，何况秦陵？”
赵其昌将市面上形形色色的关于定陵的书籍都斥为“瞎说”，至今，他只给一本相对“靠谱”的书写了序，这本名为《定陵地下玄宫洞开记》的书记录了定陵文物被毁坏的经过。赵其昌说，现在吵着要挖武则天陵、秦始皇陵，这是把考古工作当成广告，把文明的成果变成了商品。其实考古本身只有一个价值——就是历史价值。只是时下人们更愿意了解的是经济价值，这其中包括一般市民，也包括一些所谓的考古学家。
听得耳热，看得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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