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喜的三姐和四姐站在一旁照料他。
他叫张大喜，37岁，是一名来自湖南农村的打工仔。由于工作中经常接触化学药水和色粉，他不幸得了白血病。不同于常理的是，在病床边上照顾大喜的，并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他那5个为了他而背井离乡、债台高筑和争捐骨髓的姐姐。她们用一年半的光阴写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弟弟是我们全家的宝贝”
昨天下午，记者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血液内科的病房找到了张大喜，他的气色看上去还不错，三姐和四姐站在一旁照料他。
按照常理，此时站在病床边的应该是张大喜的妻子，可事实并非如此，一年半了，整整一年半了，张大喜“侵占”了他的姐姐们的生活的全部。
“他是我们全家的宝贝，我们不能失去他。”张四姐含泪望着弟弟，就像望着自己的儿子，“我们家的具体情况决定了我们对他的感情。”她向记者讲述了这个传统农村家庭的简史：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跟其他村民一样，受传统思想影响甚深的他们一心想生个男孩。为此，他们等待了13年，终于在1970年生下了一个男孩，男孩有5个姐姐。喜出望外的父亲宰了全家唯一的一头猪，用大盆子装上，请全村人吃。全村喜气洋洋，他因而得名“大喜”。
毫无疑问，他成了全家的宝贝，张四姐说：“我们姐妹几个从小就疼爱他，慢慢的，疼他成了我们的习惯。为了供弟弟上学，姐妹几个心甘情愿地早早地辍了学，种地嫁人。弟弟他也很懂事，他知道我们为他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后来考上了大学。”
姐姐背井离乡打工筹款
大学毕业后，张大喜成了当地的一名教师。结婚生女后，他觉得微薄的收入不足以让全家过上好日子，1998年，父亲去世，他辞职南下广东打工。他先后在深圳和东莞的两家塑胶厂从事配色工作，工厂里“气味很重”，他每天都得接触各种化学药水和色粉。2005年6月底，张大喜面色苍白、皮肤紫癜，经东莞市人民医院检查，他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远在湖南乡下的5个姐姐知情后焦急万分，张三姐说：“父亲临走前交待我们要照顾好弟弟。其实，就算没有老人家的这份交待，我们也觉得自己有责任给他把病治好。”张大喜的妻子说自己得留在家里带上小学的女儿，恐怕来不了广东。几天后，姐妹们决定：由老三和老四前来广东，留在这里常年照顾弟弟，直至把他的病治好；其他姐妹外出打工给弟弟赚医药费，并轮流来探望他，年过七旬的老母亲暂时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姐妹五人都是农民，她们的丈夫同样也是农民，几乎没什么积蓄。对于这种疑难病，光靠几个女人打工赚的钱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她们又分头借款，总共筹到了8万多元。弟弟，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
1年半没回家，儿子已退学
时至今日，三姐和四姐已经整整1年半没有回家了。其间，姐妹们各自的家庭都遭遇了坎坷：大姐的丈夫装水管时从楼上摔下，摔断了脖子，至今卧床不起；二姐的丈夫得了脑瘤，她分身无术。因此，三姐和四姐肩上的担子就比以前更重了，张四姐说：“为了照顾好弟弟，我已经整整一年半没有回家了，每天忙上忙下。起初，我的老公劝我说作为姐姐，我承担不了那么多，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有责任、有义务照顾他。我的儿子已经上初一了，由于我把心思全花在了弟弟身上，在这边管不到他的学业，他开始厌学，目前已经退学打工去了。”
几个几乎从未离开过村庄的弱女子在异乡都市忙碌着：申请“职业病诊断鉴定”，把不愿承担责任的工厂告上法庭等。做了多次化疗的张大喜的手腕上渐渐地布满了针孔，半年前，姐妹们决定给他做骨髓移植，并于年初把他转到了省人民医院。
治疗的关键期到了，姐妹几个争先恐后地给弟弟捐骨髓。她们一同到广州器官移植配型中心做了配型检查，经查，张三姐的型号最理想，遗憾的是，她是“乙肝大三阳”携带者，必须事先连续服用长达半年的某种昂贵药物。她严格地按照医嘱坚持了下来，目前已经符合了移植的条件。
一次高质量的骨髓移植，需要近40万元的费用。在索赔一事还没有着落的情况下，除了社保的资助，她们至少还需筹集到20万元的费用，这对她们而言绝对是个天文数字。
弟弟：这辈子都没法回报
躺在病床上的张大喜默默地听着两个姐姐对记者的倾诉，这一年半的时光彻底地感动了他，他被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忘不了在自己病情最重的那段时间里，姐姐们每天不分昼夜地帮他喂饭、刷牙、擦身子、换尿裤、端屎盆；他忘不了每次化疗之后心情糟糕的自己蛮不讲理地冲姐姐们发脾气，而姐姐们不仅每次都含泪忍着不还嘴，还不忘安慰他鼓励他；他忘不了姐姐们为他而累垮了身子……
他说：“就算把病治好了，我的劳动能力也已经不行了，又该如何还债？姐姐们对我的情谊，我这辈子都没法回报。真是委屈她们了。”
文/图 张强 实习生 崔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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