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试着进入“小姐”的语言系统
当我们一见到她们，这种信任感一下子就建立起来了。
说“做生意”，避谈“卖身”
在面对着她们提问的时候，我的用词很斟酌的。我觉得她们还是挺敏感的一群人，我生怕一不小心伤害到她们。她们不可能在一接触我就完全敞开心扉，她们在看我的表情，听我的话，想我是什么意思。我很怕在我的问话中会有她们听来是歧视性的词句。
比如我不敢用“卖身”，只敢随着她们叫“做生意”、“出台”。用“客人”来代替“嫖客”。
我的不好意思在她们面前很快消失
这些“小姐”文化程度都不高。小红是初中毕业，曾妹是初中没读完就被迫退学。如果我想和她们对话，我就必须用她们的语言，绝对不能用什么文雅的、高深的语言。
我会问她：你当时的价钱是怎样的？她们就说：“那就要看是快餐啊，还是包夜。”她们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面无表情的，一点也不羞涩。甚至还有用“打炮”这种男人口里带有污辱性的语言来描述性行为。
另外还有她会说有的客人会性虐待，怎么做，用灯泡，用其他的一些匪夷所思的工具，说得很细。因为这些就是她们平时聊天的内容啊，在节目里小红也提到了，她们每天下班回家就会互相问，今天遇到的客人要求她做什么啊，有没有被性虐待啊什么的。
我一开始听，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我面对的她们是那么的坦诚，所以很快就适应了。要是我再有一些不自然，那她们会怎么想？我的对话就肯定进行不下去了。
不报复社会是为了给儿子积德
她们三个都吸毒，也都是艾滋病感染者。小红甚至说到，她想过要去报复社会，要传染给更多的人。这种想法太可怕了。
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叫她怎么办？我能跟她说你不要再去做“小姐”？那不是让她等死吗？幸好，她自己意识到，她就算为了儿子，也要积点德。所以她会跟“客人”说，“你最好带套”，吓那些“客人”。
我面对的既是“小姐”，又是艾滋病人，但是我没有丝毫异样的感觉，这也许是我的职业习惯了吧。
痛哭时说的话像电影台词般震撼
我们接触的一些“小姐”，很奇怪，她们在最开始会把自己说得很光鲜，说我以前多有钱多有钱。这些并不是她们最真实的东西。她们和现实世界距离太远了，也许自己都忘记怎么表达真实的自己了。
小红一坐下来就跟我说，她昨天遇到谁谁谁了，当了售票员，一个月500元钱。我发现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发光的，她真的特别渴望正常人的生活。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发现她时而相信自己，时而不相信自己。有的时候非常颓废，“嗨，我就这样啦……”但有的时候，她又会非常认真地说：“2007年对我是全新的一天，我一定要改。”而且她一说到2007年，就眼睛看向窗外。
我就跟她说：“我可是录下了啊，你要记住哦！”一听这话，她立刻停顿了好几秒钟，接着是痛哭。我简直能想象她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她肯定在想：我能做到吗？我不能。她在退缩，她没法战胜她自己，战胜生活。
她哭的时候我们的摄像机也不停，我会离开座位给她递纸。但我会很安静，我不打断她。因为通常这个时候她已经陷入了自我对话的状态，她卸下了所有防备。哪怕她已经说得离题千里、思维混乱，我也不会打断她，因为这时候的她，是最真实的。甚至我会觉得有些话听起来像电影台词那么震撼。
我希望人们知道三位“小姐”代表了什么
除了和这些“小姐”的对话之外，《灰姑娘》这个节目还采访了赵铁林，这个花了10年时间跟踪拍摄“小姐”的摄影师，还有穿插在一些街区里“小姐”们工作的模糊场景。在曾妹、小玉、小红这三张清晰的脸庞后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隐秘的人群。
“也许可以说她们是边缘人群，但绝对不是因为她们‘边缘’，我们才去做她们，而是我觉得在她们身上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人生。也许是每个人很隐秘的故事，但这些故事透露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是非常个体的。”陈晓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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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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