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好官报道”的不信任绝非偶然（边看边说）

　　报纸表扬县委书记太“肉麻”遭收缴，这件事情绝后不敢说，空前肯定算得上（新闻详见今日本报中国·观察版）。

　　本报援用的《青年周末》的报道说，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刘建明和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贵表示，如果《农民日报》这一报道所说的都属实的话，这么优秀的人物典型，应该大胆报道。

　　从新闻学和新闻的具体“技术”上解读，恐怕不能完全说明“县委书记报道”引发争议的性质。确实，“县委书记报道”在性质上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如不少网友怀疑的那样是虚假或吹牛报道，一种是确实是真实性很强的报道；报道存有“软肋”，只能说明记者的写作功力还不够，应该送到“新闻加强培训班”去。表面上看，两者“不共戴天”，也需要厘清真相以“飨”网民。而若如《青年周末》报道所证明的那样，收缴行为存在，则与焦点人物——湖北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有关的这一行为，已经给人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带来阴云，在法治社会进程加快的今天，带有强烈“官治”色彩的收缴报纸行为无疑是幼稚的。

　　然而，我们的视线还要延伸到新闻学和行政学的框架之外。甚至，对具“官治”色彩的收缴报纸行为的批驳，也还没有“到达”事件的最核心部位。其实，前述的关于两种性质报道的辨析，无论最终结果如何，它们都共同面对着网友的怀疑情绪，这一怀疑情绪不是简单地散发到新闻写作上，而是散发到“官员道德”上，这就是相当多的百姓不相信今天还会出现焦裕禄似的干部。即使有这样的好干部，人们也怀疑；过度宣传这样的好干部，人们更有理由怀疑。

　　这是一种不自信。另外一种不自信，是官员自身的不自信，县委部门收缴报纸，实际上是报道主人公对文章内容是否有说服力缺乏自信，同时是报道主人公对此类宣传能否产生正面效应也缺乏自信的表现。两种不自信导致一种集体不自信，这种不自信的出现并非偶然。

　　主要原因是，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一些“官位”上的前“腐”后继现象容易令人们沮丧。这很容易让老百姓对领导干部是否真有焦裕禄式的清廉产生怀疑。而对官员品质的评判，现在还是一个单声道，即全由官方路径实现，民间的声音难以产生关键影响。官员名声不佳却做成不倒翁的现象的确存在，带病提拔也好，蒙蔽上级得逞也好，都属于官员选拔关的败笔。在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的当下，产生这种表扬报道不讨好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