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表扬报道竟致报纸遭封杀?
最近一个名为《全国属首例因刊登表扬稿,报纸被封杀》的帖子流行于很多论坛。这个表扬报道所表扬的对象和它的作者随即因此都成为众矢之的,“马屁拍到马腿上”的评价也在网络世界传开。
而记者采访发现,这篇报道竟出自一个一向擅长于做批评性、争议性报道的记者笔下,他用三年时间跟踪采访他认为就是“新时期焦裕禄似的”县委书记,反复斟酌一个月才将采访稿发表出来。
这篇带表扬性质的典型人物报道真像网友评价的那样“肉麻”吗?它真是因为“肉麻”而遭遇“封杀”?为何这篇让作者本人非常感动的报道,却感动不了读者?
表扬报道太“肉麻”导致报纸遭封杀?
一个帖子被天涯社区、中华传媒网等网站和论坛反复转载,帖子中称:“连日来,湖北沙洋县委办在全县范围收缴12月23日《农民日报》。
收缴这天的报纸是因为《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一文。在这篇大作中,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被记者吹嘘成了比焦裕禄还焦裕禄的好干部。当地干群看了后,认为是一篇最肉麻的文章。黄爱国同志认为此文严重地影响了上级组织和人民群众对自己的看法,形成误解,于是下令在全县范围收缴12月23日《农民日报》。因刊登表扬稿,报纸被封杀,这在全国属首例。”
报纸被收缴了吗?
县委机关有关部门:不太清楚
2月3日,沙洋县县委办信息科科长李天明告诉记者,对于收缴《农民日报》这件事,他没有参与,不是很清楚,不方便对此作任何回应。
2月4日,记者又联系到了沙洋县委办副主任胡国斌。胡国斌表示:“第一,我没有参与这件事,具体收没收,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应该是有宣传部的人管吧;第二,这个帖子是别有用心的,依照我对黄书记的了解,他不可能会下令让县委办去收缴报纸。现在还有网络。黄书记这个觉悟是有的。”
他还告诉记者,因为恰逢换届,办公室很多人的工作都调动了,但经过他对还留在县委办的工作人员的了解,“没有收缴报纸这回事。”但胡国斌还留了点余地,“也许有这回事,但我在办公室没有看到。”
记者致电给县委宣传部时,正好是管外宣的段红蕾副部长接听电话,她对记者的采访同样表示:不是很清楚。
涉农部门:县委办打电话来说要上交报纸
2月2日中午,记者致电给沙洋县农业局办公室,自称想做调查,需要查阅2006年12月23日的《农民日报》。电话是一位自称姓丁的女孩接听的。小丁想了一会儿,告诉记者,12月23日的《农民日报》县委办的打电话让交上去了。记者问她怎么如此确定,小丁告诉记者,就是她在出报第二天按照县委办的要求把报纸交上去的。至于为什么要交那天的《农民日报》,她不清楚。因为,县委办就是电话通知了,并没有下发什么文件。
随后,记者以同样理由致电给沙洋县林业局,请求帮助。林业局办公室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也明确表示,爱莫能助,因为那天的报纸县委办第二天打电话说让上交了。
当天下午,记者又致电给报道中提到的几个乡镇。十里铺镇办公室的电话是一名杨姓小伙子接听的,他告诉记者,十里铺一共定了11份《农民日报》,12月23日的报纸,除了两份不知何故遗失之外,其他的后来都按照县委办的要求,上交到县委办了。具体什么原因,他不清楚,“反正县委办要求交就交了。”对于那天的内容,他也没有看。
记者随口问,“县委书记黄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小杨一点没耽搁地回答:“黄书记是个很好的人。”
黄爱国:说我下令收报纸,无稽之谈!
2月4日晚8时左右,记者总算联系上了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他正在武汉参加湖北省两会。一接通电话,黄爱国立马表示,网上的那些帖子他每个都看了,说他下令在全县范围收缴《农民日报》,都是“无稽之谈”。
黄爱国告诉记者,他很多在国外工作的同学看到这些帖子之后,都纷纷打电话来询问这件事,得知事实后,有人马上跟他说不要再当什么官了,去他们公司吧,又轻松又自在,何必自找苦吃?
“但我信的就是共产党,名字就叫黄爱国,我会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信念的。”50岁的黄爱国对记者感慨。
典型人物报道怎么会“肉麻”?
不少网友觉得肉麻
在沙洋吧,记者找到《一篇最肉麻的文章》的原始帖。这个只留下IP地址的发帖人,把原报道分四次粘贴下来。
这篇《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委书记黄爱国》的报道,字数不到7000字,共分为“铁腕治干”、“百官共廉”、“民为父母”、“各方评说”等四个部分。
在西祠胡同、天涯社区、沙洋吧、荆门网、凯迪社区等论坛,有不少跟帖的网友谈到“太肉麻了,受不了”,还有人说这是“以文媚官”;一个名为“无向羊”的天涯网友甚至建议:“为何不在文尾加——黄爱国书记万岁!?”
网友:文章是否属实?
一些网友就文章的内容是否属实展开了讨论。
网民“说说黄作秀”:“大作中的有些事确有影子,但作秀的成份太多,何记者是我们沙洋人,沙洋《农民日报》订的多,大家看了后都在背后议论纷纷,黄爱国有了‘黄作秀’的雅号。黄下乡都是吃‘绝对只吃工作餐(盒饭)’沙洋县各单位每年预算都有招待费,可没有谁节省下来。”
一个自称在武汉读书的沙洋人反击其他网友说,“记者吹是吹了点,但大部分属实!上任不到一周就因为开会不到处理两名局长绝对属实。只吃工作餐也是绝对属实的!”
这个网友分析,黄爱国之所以这么牛,因为他确实没什么污点,谁的账黄都敢不买。黄是老牌名校毕业,以前是部队正团级转业。“自从他来到沙洋,沙洋的吏治好了很多,很多歪风邪气都被他镇住了,全沙洋的官没一个不怕黄的(是从心里的怕)!黄身上确实是有一股正气。”
黄爱国:想起诉那些诬陷者
记者问黄爱国,觉不觉得这个报道肉麻?
黄表示,因为这个报道写得是自己,自己真的不好做评价,但他可以保证报道所列举的事例都是真实的。
虽然他也一再要求记者不要写他,不要报他,因为他有个工作信条就是:多干少说,只干不说,干了也不说,干好了有时机才说;但如果记者坚持要写自己,自己还不至于没有人情味到去压制记者真实的报道的地步。
黄爱国还给记者举例,说有些跟帖中提到,他装腔作势故意在任何场合都说普通话,黄爱国叹了口气说:“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从出生到现在就是说普通话,不是到了沙洋才说的呀”;但是因为现在言论自由,对于别人的自由评价自己并不能加以任何干预。
“我并不想成为什么新闻人物,我只想给老百姓做点实事。我也不想当什么大官了,现在我有沙洋这个平台,我就想给老百姓做点实事,我要的是老百姓的心里的高兴,其他人不高兴,得罪了他们,他们要怎么说我,背后做些什么,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黄爱国非常无奈,他说,如果那些发帖的人敢留真姓名,他就会以诬陷罪起诉他们。
学者:问题关键是敢大刀阔斧改革的干部太少
记者把这篇稿子分别传给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刘建明和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刘海贵,请他们判断。
他们表示,如果报道所说的都属实的话,这么优秀的人物典型,应该大胆报道。
刘建明说:“这个人物形象并无高大全的感觉。如果黄爱国真是这样做的,就应当报道,现在敢管事,敢于批评不良现象,敢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干部太少了,我们正缺少这样的干部。问题的核心并不出在这篇报道是否肉麻,而是在于这样的干部太少。”
刘海贵也告诉记者,他看过这篇报道之后,其实还是挺受鼓舞的,这样的好干部其实是应该更慎重、更考虑深入地来把他推出。但“这篇报道给人感觉是泥不够水来凑。在典型事迹的选择和挖掘上不够深入,写的太全面,又想把他写得十全十美,反而容易引起人反感。”
两位老师同时提到,在有些词汇的运用上,记者陈述不够朴实,有些渲染,比如“百官共廉”这样的提法就太绝对了。另外就是报道中豪言壮语比较多,被采访对象对黄爱国的溢美之词也太多,但实质内容并没多少,这些直接引语即使是完全真实的,也容易引起人们“这是吹捧阿谀”的判断,难免会产生肉麻的感觉。
原报道词句摘选
在沙洋,无论在大街小巷、乡镇村组,都能听到黄爱国亲民爱民的感人故事。
一进门,他扯开嗓门喊:“天大啊,俺是你黄哥,来看你了”。一下子拉近了县委书记与农民的距离。
“忠卫啊,天大家里的母猪下崽了没?我最近工作忙,顾不上,你帮我去看看。”今年十月底,县委书记黄爱国关切地问。当被告知“已经怀上了,大母猪有300多斤”时,黄爱国非常欣慰:“好哇,咱们不仅要替他解决困难,还要帮他发家致富!”
“黄书记连清洁卫生都不放过,可想而知他对其它问题的认真程度,所以我们对任何工作都不敢掉以轻心!”曾集镇委书记吴海清深有体会。
“要是黄书记早点来沙洋,我就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原十里铺镇镇长陈昌新,因挪用公款60多万元赌博被判刑8年,他在监所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对干部管理太松,我对自己要求又不严,就一步一步陷进去了。”
“黄书记到哪都是收拾‘烂摊子’,但总能把它治理得井井有条。”十里铺镇委书记张良洪说。
记者自述采访初衷被黄爱国事迹改变
主动追踪采访三年
参与报道黄爱国,一共有五个人。何红卫、黄朝武、赵洁三位是《农民日报》的记者,何红卫是湖北站的站长。两位通讯员都来自湖北大学。
第一作者何红卫告诉记者,报道黄爱国是他三年前就有的强烈想法,自己一直也在为此进行深入采访。
何红卫,1964年生,在荆门长大,因为热爱新闻报道工作,1997年考入《农民日报》湖北站。
据记者了解,何红卫一向擅长于作批评性、争议性报道。
1998年4月13日,何红卫在《农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披露了发人深思的“董阳事件”,引发了多家媒体对“衡量一位干部是不是好干部,是不是称职,究竟应以什么为标准?”的大讨论。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作出批示,要求正确评价董阳,合理使用干部。
2000年5月19日,何红卫在全国率先报道当年3月份给朱镕基总理上书“三农”问题的原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同样是在当天《农民日报》的头版位置发表这篇引起极大轰动的《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并引发了全国范围媒体对在农村“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实际问题”的大讨论。
2007年2月1日晚,何红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向来喜欢报道这些有争议的人物,一开始他也是想循着报道董阳的思路来报道黄爱国的,但后来在三年来的采访中,他被黄爱国真心为老百姓办事,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事迹感动了。
参与报道的通讯员刘明达认为自己做了一件“也许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工作。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各个渠道了解到黄爱国的事迹后,主动要求加入报道黄爱国的行列。黄爱国的报道出来之后,湖北大学很多学生党支部还自发地组织学生开展向黄爱国学习的活动。
找不到黄爱国可争议的地方
自2003年底起,他就陆续从荆门的朋友那里听说“黄爱国”这个名字,“各种场合和渠道都有人说,沙洋这个新上任的县委书记有些特别”。说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指名道姓惩治腐败,悄无声息就一个人下乡去基层了解工作,与以前的领导完全不同,“不太符合官场潜规则”。
听多了之后,何红卫就动了去采访黄爱国的念头,“我一向就对李向南、吕日周、仇和这样的干部非常感兴趣”。之前对董阳、李昌平的报道经验告诉他,黄爱国应该也是这种类型的干部,只要将他的争议性写出,应该又是一篇不错的报道。
“从2004年11月份开始,我自己找上门去,前往沙洋进行采访,”何红卫悉数三年来他采访的点滴,“这一次的采访持续了半个多月。后来又陆续去了几次。采访了方方面面的人,包括班子成员、乡镇干部、普通村民,采访过程都从来不要人带领和安排,都是自己和开车的师傅就直接去了村里。”
何红卫甚至还到荆州、沙市等外地去专门采访了黄爱国的家人,还给他远在深圳的弟弟打了电话。“有一次,我们已采完离开荆门,听说省委巡视组到沙洋来巡视,就马上赶回荆门,对巡视组组长张德润专访了两个小时,谈谈他对沙洋和黄爱国的看法。”
“通过接触方方面面的人,我发现,自己原来刻意来寻找的争议点居然议不起来。我接触到的人都对黄爱国好评一片。”何红卫告诉记者,这个事实让他放弃了最初自己设想的“褒贬不一说黄爱国”的思路,他想,这么优秀的干部,自己为什么不能破一次例,好好地把他的先进事迹报出来呢?
排除阻力将稿子发出
“之所以没有在2004年和2005年将报道发出来,主要就是黄爱国本人反复对我说了解情况可以,但是最好不要报道。”何红卫当时也觉得,黄爱国其实做的也是干部该做的一些事,只是他比别人坚持原则。
2006年重阳节,沙洋县的老干部们在座谈会上向县委办反映,黄爱国给沙洋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希望县委办好好总结黄爱国的事迹。当何红卫听到之后,觉得黄爱国中途从2003年沙洋的“官场地震”中接手工作,能够在短短三年赢得如此声誉,还是值得好好报道的。
于是2006年11月15日,他又联合其他四位,一起前往沙洋进行采访。连同采访写作,整理以前三年的采访资料,这次前后一共花了个把月,五个人反复斟酌、选择最真实可靠的材料,才把近万字的报道拿出。
何红卫告诉记者,其实在发表这篇稿子的时候,编辑部是有不同看法的。首先,是质疑采访是否过得硬;其次就是这个典型树不树得起来,一般说来,在报道县处级的干部时,没有上级的许可是不能自由报道的。何红卫就拿省委巡视组组长的意见说,这其实也是代表了上级的意见,这篇稿子才得以发表。当然,在发表的时候,经过编辑,字数从将近万字减为现在的不足7000字。
表扬报道怎样才感动读者?
这样一篇让参与报道者自豪的报道,为什么在网络会遭遇“滑铁卢”?网友非但没有被感动,还表现出鄙夷之情?
网民“文氓”就在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提交了一篇题为《从<农民日报>报道看出:沙洋县委书记身边有群拍马的》帖子,他说,自己就找来报纸一看,发现这篇文章不仅吹得太肉麻,而且从中可以看出,报道中都是一群在黄爱国身边的“马屁精”在说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原常务副县长、副县长、镇党委书记、财政局长、政协副主席……唯独老百姓的口碑少!
何红卫对记者表示,稿子发出来之后,自己也有些懊恼,在写作的时候,自己忽略掉了这个问题,其实自己采访了很多普通老百姓,但由于篇幅有限,在写作过程中没有写进去。
一个经常做典型人物报道的老记者告诉记者,一篇典型人物报道要打动读者,关键还是要以事带人,报道中呈现的人要说的是人话,做得是人事。当年穆青他们报道焦裕禄,就是用大量的事实来展现。
刘海贵指出,典型人物必须要有血有肉,有爱有恨,人物身上的小毛病也不要故意抹掉,这样的人才会让读者信服,像张海迪,就写了她曾经自杀的脆弱一面。而“文革”期间推出的江水英等形象,高、大、全,但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善意拔高,把人写成完人的报道,就是表扬失“度”,就是吹捧,让老百姓看到不但不相信,而且还要骂人的。
清华大学新闻学教授刘建明认为,造成这篇报道不能感动读者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社会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如果传媒表扬了一个人,很多人就是无来由地会反感。导致这种反感情绪蔓延的主要原因,就是过去极左年代中的典型报道盛行假、大、空,那些为了某种目的虚构的报道手段深深地伤害了人们对典型报道的信任。现在哪怕出现真实的报道,人们也会认为,这是假的。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责任不在于媒体,也不在于被报道的对象,更不在于受众,而在于过去假典型报道的思维惯性。要克服它,要靠时间。(记者邓艳玲)(来源:青年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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