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拉美化也是胡说八道
记者: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两极分化,也是海内外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话题,有人认为有拉美化的倾向。
张五常:这也是胡说八道。这是世银作出来的、很多好事之徒给作出来的。中国农民在近几年改进了很多很多,差距已经是越拉越近了。这是很明显的事,不晓得他们说两极分化根据的是什么资料。大概从2001年开始,农村进步得非常快,这是无可否认的,毋庸置疑的。
《中国农民调查》那本书,是不对的,可能在个别的地方是有这种情况,你把最坏的地方拿出来写,整个中国不是这个样子。很多穷乡僻壤,西红柿没人栽,农地都没有人耕种,因为他们出去打工了。你告诉我中国现在有多少是全职农民?大多都出去打工了。出去学两个月,拿了个驾照,可以找到一千多块钱一个月的工作。这是绝对不困难的。
农民的生活实际上改进得很快。我去农村调查了很多次,看着他们的生活改进的,年年都不一样。当然是不如城市了,当然还是清苦,我们当然还要把他们的生活改进得更好。这是一个大前提。但是你如果说中国是两极分化,那是胡说八道!这个是什么数据?这个数据是怎么算出来的?
记者:有国际通用的基尼系数啊。中国的基尼系数显示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
张五常: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谁算出来的?这些人念过书没有?他们做我的学生都没有资格。
记者:你是说,他们的计算方法是错误的?
张五常:很多农民(外出打工)赚了钱是不报税的。你无从统计。你要去问他,他当然说自己穷啦!难道他会说自己赚很多钱么?但是你是可以看得到的,看他们家吃什么饭菜,你就能看得到。看他们家有没有电视就知道了。现在有多少农民家里是没有电视的?有电冰箱的你也可以看得到了。
记者:中国的失业问题,你不觉得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吗?
张五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下岗,很多人不是被老板炒鱿鱼,而是他自己炒老板鱿鱼。一家公司每年只有20%工人流失就是很好的了。我的一个朋友在东莞开厂,软件企业,一年会有50%的工人流失。没有办法。是他们工人自己要转来转去的,不是老板要炒他们的鱿鱼。是这样子的,工人随时都可以走,转工转得很快。你不能把他们称为失业。
记者:可是按官方的数据,失业的比例还是很大的。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找不到工作。
张五常:这些数字要看你是怎么算的,假如一个人真的想要找工作的话,你找到一个月600块钱的一份工是没有问题的。你去东莞找,马上就有。你600块钱的不做,要做800块的,那你就要花两三天的功夫去找。那么要找1500块的呢?那就难找一点了。
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但需要改进
记者:去年有一次关于改革的大争论,包括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在内,整个知识界开始了对中国改革公正性的探讨。
张五常:我曾经批评过郎咸平。他说中国5000年来最差是今天。这一句话我不能原谅。大家做了那么多功夫,郎咸平怎么能说是5000年来最差的?不骂他不行。我就骂了他这一句。看小了中国的文化,侮辱了中国人的尊严,这个是不可以原谅的。
记者:可是国企改革中不是存在着严重的“掌勺者私分大锅饭”这些问题么?
张五常:你现在要讲国企私营化,搞私企的时候,有的人是赚得到钱的,有的人是输钱的。这个国企我把它买过来,我拿过来的手段未必很正确,但是我把输钱的国企变成赚钱的国企,这对中国的经济整体来说不是一件坏事。
记者:中国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改革的结果是,当权者从中捞取了很多不应得的好处,从最初的价格双轨制,到国企改制……
张五常:我知道,我知道。可是这些事情,我们怎么能够避免得了呢?据我所理解,中国的那些贪污,那些所谓“好处”,比起印尼、比起泰国、比起印度,相对来说是不严重的。
不可能完全没有这种事情的,可是总要慢慢改良的。你想把那么多人全部杀掉,你杀不了那么多人的。改革过程中,有些事情是无可避免的,需要改进,但你不要因为有这种事情就说这个国家不行。
我并不是赞成这些事情,我是觉得这种事情是无可避免的。中国已经改进了很多。在一个国家还在改革的时候,你说没有这种事情发生?这是不可能的。中国在惩处贪污方面的改进,就目前来说我是满意的。当然也还有很多的腐败了。
记者:没错,在一定程度上,转型过程中尤其不可避免腐败。但我们现在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能不能比现在做得更好些,腐败再少些?让经济增长和公正较好地兼顾?
张五常:可以说可以做得更好,但以我张五常的本领,我做不到像今天这么好。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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