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执行主编丹尼尔·富兰克林(Daniel Franklin)不能被称为预言家,但也可谓是预测行业的科班出身。在担任《经济学人》执行主编之前,1997年至今的9年时间里,他一直任经济学人信息部全球编辑总监,每年都出版发行具有前瞻性的“世界年鉴”(The World in)。
2月1日丹尼尔·富兰克林带着《世界2007年鉴》的中文版来到中国,在《经济学人》上海办公室具有中国特色的“To broadcast is glorious.” (预测最光荣) 的大字报下,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自由公平贸易仍将是主流
《21世纪》:您曾预测,2007年将形成新的世界经济秩序,您能否具体谈谈,这一新秩序的特征。这一新秩序最大的推动力或影响因素是什么?对于新兴经济体来说,您比较看好哪些国家的增长潜力?
富兰克林: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是不可否认的,并且引发了一场关于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讨论。这一讨论已经持续很长时间,并不是2007年将产生的新的现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全球几乎一半的经济活动来自新兴经济体,它们代表着国际贸易中最为活跃的组成部分。对于世界经济来说,美国一直肩负着担当全球增长火车头的重任,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壮大使得全球经济已经变得愈加多元化,是希望见到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的人们所乐见的。
我认为科技发展将继续在整个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国际贸易因为科技及通讯的进步而变得顺畅,不仅使得可交易产品项目扩大,也让厂商得以在大幅节省成本的情况下,将供应链扩及全球各地。随着全球经济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整合,各国在经济上的依存度也就愈高。未来,科技发展有望进一步缩短人类的生活差距,提升生产力和生活水平。
在新兴经济体中,亚洲无疑是最具活力和潜力的地区,许多媒体把21世纪称为亚洲的世纪,我觉得并不为过。根据《经济学人》信息部名为《2020远景》(Foresight 2020)的研究结果,未来15年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将保持6%的年均增幅,到2020年,中国、印度和美国将为全球经济带来逾1万亿美元的总产值。亚洲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亚洲在全球经济所占的比重将由目前的35%上升至43%。
《21世纪》:你认为诸如中国、越南等依赖廉价的劳动力,高能耗并居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位置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可持续性吗?全球财富分配形势发生改变了吗?
富兰克林:中国过去的经济周期显示,中国经济今后的增长不会比这个速度快太多,2007年中国经济可能会放缓一些,但仍保持较快上升趋势。根据我们预测,2007年中国为世界经济增加的财富将比任何其他地区都多,预计2007年中国GDP 增长率将达9.8%,通货膨胀率为2.3%。
我认为,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目前快速增长的势头可望保持下去,但同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这两方面的挑战会与经济增长如影随形。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的模式既不是线性的,也并非完全相同,但几个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着如何进一步增强国内增长动力、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挑战。在吸收长期资本的同时,新兴经济体也不可避免地引来大量短期资金注入,也就是所谓的“热钱”,如果处理不善将给该国金融资本市场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同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将是很大的问题,而经济体制的缺陷、经济结构不合理、管理手段落后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又加剧了这些挑战。
财富分配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全球范围内,在每个国家内部面临的挑战更加巨大。就全球而言,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创造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超高速增长纪录,造就财富骤增,有观点认为这是全球财富的转移和重新分配,但我更多地认为发达国家的财富并没有减少,发达国家的民众没有感到自己比以前穷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增长速度是很惊人,但基数小,我觉得整个过程还是一个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
《21世纪》:目前,发达国家的普遍趋势是经济增长缓慢,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富兰克林: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相较新兴经济体而言显得缓慢,这毋庸置疑。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欧洲与日本经济已呈现出强劲复苏的迹象。随着欧盟的不断扩大,东欧国家的加入为欧洲劳动力市场和消费市场注入了很大活力。而日本一直以来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目前日本经济明显加快了增长的步伐。美国经济也一直处于近年来最良好温和增长的通道。很多人预测美国经济增长2007年会放缓,但很少有人认为会出现全面衰退,或者“硬着陆”现象。
《21世纪》:随着全球制造业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们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逐步增强,比如欧盟对鞋、纺织品等采取的保护措施。民族主义也不断地抬头,您认为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您对这种势头乐观吗?
富兰克林: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历史有相似之处。从古至今,全球经济的快速整合,都会引起社会与政治上的反抗。过去,类似的反抗主要是因为生产模式的改变,造成效益分配不均。如今,反对声通常来自生活水平因生产方式改变而利益受损的群体,包括收入受威胁的工人,以及既得利益受损的公司。即使这些生产变革能带来整体生产力和产量的提高,但是受到威胁的工人和公司的自然反应就是抵制变革,抵制方法包括努力要求通过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我最近在美国就强烈感到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制造业的工人、工会、行业协会以及代表各个选区选民利益的国会议员对中美贸易逆差现状不满的抱怨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况且现在是民主党执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民主党传统上代表的是美国草根阶层的利益,面对自己选区的选民和支持者的利益受损,这些议员们不可能坐视不管,显然为自己选民的利益奔走游说是人们当初选他们的根本原因,从这个角度看来美国国会近期关于贸易政策的吵闹声与噪声特别多也并不奇怪了。
在我看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政府的决策者都是自由贸易主义的忠实信奉者。美国总统布什上任至今一直在大力呼吁促进自由贸易,相信这一点在他剩余的任期内不会改变。现在假设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获胜,我认为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会动摇,她丈夫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时的政策很说明问题。贸易保护主义是有所抬头,而且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方面的噪音也不会绝迹,但自由公平贸易在未来仍将是主流。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应采取更多措施,确保自己国家内部能普遍分享到经济整合的好处,比如帮助失业工人进行再就业培训,以便他们找到新的工作机会,确保为全球经济持续整合提供充分的政治基础。
《21世纪》:英国智囊机构Demos近期做出判断认为,美国和欧洲无法确保在科技创新领域的优越性,创新的重心正开始从西向东转移,亚洲的崛起不可避免地对西方国家提出挑战。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富兰克林:我没有看过Demos这份报告的具体内容,不太了解它得出此项结论基本依据。但我的想法是,我们绝不能低估了欧洲国家、尤其是美国在科技创新、知识创新领域的传统实力。我对美国在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非常看好,因为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体系。目前世界上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的大学供职。我们作过有关调查,全球大约30%的科学和工程类论文以及44%的最常被援引的论文出自美国的大学。与此同时,美国率先引入了市场化程度更高的高等教育模式,开创了将学术界与产业界联系起来的传统。美国人未必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但美国先进的教育科研体系的确吸引着世界上最聪明的人源源不断地涌向那里,身处欧洲、亚洲的许多大学和科研机构应该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可以这样说,只要美国在这一方面保持优势,我对其在科技创新领域保持优势的前景十分乐观。
全球化让多数人受益
《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感到了其巨大的威力,但在很多国家中存在反思的观点,认为本国的利益在全球化中受损。您认为,全球化给世界到底带来了什么?究竟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富兰克林:究竟谁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个话题一直颇具争议性,就是在同一国家、同一调查样本中往往也会得到大相径庭的答案。发达国家中“反全球化”人士在宣扬自己的工作岗位外包给印度和中国等国的惨痛经历的同时,也享受着来自新兴经济体物美价廉的商品,而他们还获得了向新兴经济体提供机器设备等较复杂产品以及金融服务的机会;发展中国家,在大声呼喊“全球化使穷国更贫穷,富国更富有”的时候,也通过经济全球化获得大量贸易机会,经济得以保持高速增长。
根据自由贸易经典理论,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从国际分工中获得相应收益。从全球化中获得收益者,依据的是自己的比较优势。而我们的决策者应确保多数人在最大程度上共享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21世纪》:与全球化相反的情况是,本土化、保护主义的呼声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全球化的下一步?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关系会如何发展?
富兰克林: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百货公司在韩国与德国的境遇最能说明问题,沃尔玛复制其成功的美国经验时,忽略了经营以外的东西。沃尔玛最终退出韩国市场,正说明了全球化并非战无不胜的,缺乏与本土化有效结合是其失败的关键所在。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依托于当地社会而存在,当企业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相冲突的时候,特立独行固然重要,但是相生相存才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真实含义。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纯粹的全球化或本土化都是不切实际的想法。
《21世纪》:与经济全球化相比,全球各国的政治情况呈现出各自的特点,本土化特点突出。各个国家缺乏一个公认的对民主、正义的价值标准。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这是否会影响新的国际秩序的重建?
富兰克林: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关于政治层面的争论很多。有观点认为与经济全球化相比,政治全球化的进程远远落后,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的努力有待加强;也有观点认为,民主对于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意义与解释,没有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单一理想政治体系。我倾向于相信,普世价值观的存在,相信有最基本的、特定的标准和指标适用衡量一切国家。我们最近公布的民主指数(Index of Democracy),其中就罗列了自由公开的选举、公民自由、政府运作、政治参与度、政府文化等五大类60多个最基本的因素。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争论什么是民主,民主适用于哪些国家,最关键也是最简单的问题就是:你要不要民主?如果要的话,民主就是这些最基本的标准,这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我也相信,在最基本的温饱等物质需求得到保障之后,人们会要求更多的东西,这一趋势也与国家、种族无关。当然,我不赞成通过武力推行民主。
中国向世界解释自己不够
《21世纪》:近几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发展也令世界感到不安,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提出中国应该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您看来,中国在国际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如何扮演这种角色?
富兰克林:中国是国际社会中的重要成员,而这一重要成员的身份已得到世界各国广泛的认同。我觉得美国副助理国务卿柯庆生对此阐述地很清晰,即中国已经将其前途系于全球化及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成功的能力,全球体系的成败与中国利益相关。中国越是成为全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越会感受到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结盟关系。现在国际社会以及中国本身都已经意识到重要成员意味着随之而来要担负重要的国际责任,中国实际的行动已经体现在处理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朗核问题上。
《21世纪》:我们看到,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存在彼此误读,有被中国误解的西方,也有被西方误解的中国,以您所见,双方为什么会产生误解?主要在哪些方面?如何消除这种误解呢?
富兰克林: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彼此误读是双向的,问题也是双方面的。首先西方国家的民众对中国的了解十分有限。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而地区广阔、人口民族众多、地域差别明显,这些足以另一个普通国外民众晕头转向,即便是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萦绕在很多人心头的一个问题还是无法得到解答,那就是中国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连中国人自己都很难解释这个问题,最终答案往往是,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这一陌生感与不确定性难免带来疑虑。未来我们媒体在这方面的工作也需要跟上。其次,中国自身在向世界解释和介绍中国方面做的很不够,运用的手法,也就是公共外交的手法很欠缺。我觉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一个很难得的向世界展示中国的机会。
《21世纪》:很多人会拿中国和印度做对比,您更看好哪个国家的发展模式?
富兰克林:首先,我想强调过去30年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奇迹世人有目共睹,可谓非常非常得成功。去过这两国的人,第一印象就是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不是一个档次的,基础设施落后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发展。由于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很多时候行政手段的作用不是立竿见影的,比如近期由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失地农民补偿不足,直接导致印度政府暂停经济特区法案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个问题。有中国朋友质疑说,这正体现了印度政治体制的弱点,和中国比,它的优越性没有体现出来。于是我就让他关注一下印度的IT业、软件业,这很好的体现了一个学术自由、竞争公平的环境的好处,这将是知识科技创新的原动力,这也是印度成功的地方。
印度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大国中仅次于中国。自从2003年以来,印度经济一直以年均8.3%的速度增长。这是印度自从1947年独立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印度与中国不同,它增长的动力不是来自外部需求和出口,而是来自国内的需求。我还比较担心的是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中国正在以较历史上任何国家都更快的速度变老,根据预测到2020年印度的劳动人口将猛增 1.42亿,而中国只增加6500万。
《21世纪》:很多人对中国未来的国际环境感到悲观,认为中国未来有被孤立的危险。比如中国在处理中日关系、中美关系、和俄罗斯关系与印度等的地缘政治关系时,都应该很慎重,您认为存在中国未来会被孤立的可能吗?
富兰克林:不存在中国被孤立的问题,我们前面讲到中国已经融入世界体系,成为其中重要的成员,这是不争的事实。至于中国与各国的关系,我认为中日、中俄关系由于诸多历史原因和历史包袱,要比中美关系来得棘手。我个人倒认为,中美关系的前景相对明朗与乐观,也许因为中国和美国都是大国,大国彼此间能理解和体会作为大国的感受和难处。
(责任编辑: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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