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上百双守望的眼睛
——建德下涯镇留守儿童生活状况调查
核心提示
又是一季新春到,外出务工人员纷纷踏上归途,赶在年关与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幸福团聚。爸爸妈妈回家过年,是所有“留守儿童”最期待的事。
这些独自长大的孩子,过得好吗?
本报记者 高丽莎 通讯员 傅卫权 程建全/文
本报记者 徐彦/摄
13岁女孩已独自生活五年
早春2月的傍晚,和煦的阳光洒在建德市下涯镇下涯小学的操场上。
虽然已过放学的时间,钱群艳还在操场上跳皮筋。长长的辫子随着她的跳跃在空中飞舞,两个脸蛋通红。
陈群艳今年13岁,就读于下涯小学六年级,她和另外200多名孩子一样,是住校生。他们的父母大都是镇上外出务工的莓农。
“本来说好今年让我去广州过年的,但是爸爸说火车太挤了,又买不到票。”陈群艳告诉记者,父母从她读四年级的时候开始去广州种草莓,之前还在江西打过工。这个即将到来的春节是第五个没有爸爸妈妈作陪的新年。“我都是到桐庐的大伯家过的年。”她说的桐庐,距离她家有五六十公里。
陈群艳还有个弟弟,跟她远在江西的爷爷奶奶住。因此,今年是她自己一个人在下涯生活的第五年。
用200元压岁钱自己买新衣
陈群艳的家距离学校有六七公里。平时她住在学校里,周末或者放假,她就一个人回到简陋的农舍里看家。
“隔壁有个老爷爷会照看我。”陈群艳父母出门前把她托付给70多岁的邻居老人照顾。离开前,他们除了备好必要的生活用品外,还特意给她留下一缸大米,到现在都还没有吃完。“牙膏用完了,就去跟爷爷要钱去买。”现在,隔壁的老大爷就是她的“代理家长”。
陈群艳从小就懂得该怎样花钱。每年她都会收到父母给的200元压岁钱。每次有了压岁钱,她就自己跑去新安江(市政府所在地)的商店里买件新衣服,剩下的钱就买点本子和笔,还有一些日用品。
但是,在饮食上,陈群艳还是不太会照顾自己。5年里,她曾经生过两次病,还有一次直接打了点滴。“医生说我有肠胃炎,是吃坏肚子害的。我喜欢吃零食。”陈群艳说,其实还有很多次,胃痛的时候她都忍着没去学校附近的卫生院。只有在实在无法忍痛的时候,她才让同寝室的好朋友陪她去看医生。每次去卫生院看病她都是打的欠条,她妈妈和医生认识。
爸妈回家过年比赚钱更重要
“希望爸爸妈妈在外面赚钱,还是回来跟你一起过年?”面对记者的提问,陈群艳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她看了看墙角,想了片刻。“我也说不清楚。”
上周,陈群艳接到妈妈从广州打来的电话。妈妈的电话一般两周打来一次。自从能通电话,陈群艳就没有给父母写过信,她说,她不知道爸爸妈妈工作的地址。村里的人告诉记者,种草莓的人在一处呆不久,往往一年换一个地方。
“她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问问我的学习怎么样,叫我注意身体。”陈群艳告诉记者,她已经习惯了,爸爸妈妈回不回来过年,都变得“无所谓”。但过了一会她又说:“他们在外面种草莓很辛苦,但我也希望他们能回家来过年。”陈群艳的眼圈红了。
在下涯小学1078名学生中,像陈群艳这样巴望着父母回家过年的留守儿童占了70%。
1/4留守儿童的父母不回家过年
调查
同村13岁的肖家林,是陈群艳班里的班长。在他9岁的时候,父母外出,现在在福建种草莓。在他的记忆里,父母很多年没回来过春节了。
上月肖家林得知父母今年春节不回家,他照例要跟奶奶和姑姑过年。前年他搬进一幢三层楼的新家,但也是这幢房子,让他的父母不但花光了多年的积蓄,还背负了六七万元的债务。“爸爸妈妈最好又能赚钱又能回家过年”的日子,是肖家林所希望的,但他自己都不知这样的日子要等多久。
“像陈群艳、肖家林这样的留守儿童占学校总人数70%左右。而因父母外出不能陪伴过年的留守儿童,以六年级一个班为例,40个学生里就有15个,全校来看占到1/4。”下涯小学副校长唐远胜谈到“留守儿童”这个“老大难”问题时,脸色变得凝重,“那么多孩子连过年的时候都见不着父母,平时家长对孩子的关爱之少可想而知。”
下涯是建德有名的草莓种植地。最近几年,本地草莓市场渐趋饱和,莓农们开始走出家门,远赴福建、湖南、广东等地种植草莓。年关将至,正好是草莓生意旺季,也是外出种草莓的下涯人最忙碌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不会回乡。相比其他村镇,下涯的留守儿童在春节的时候心情更低落。
“隔代教育”代替不了父母
青壮年外出种草莓,留在家里的除了孩子就是老人。当地一份调查数据显示,留守儿童由祖辈代为照顾的高达96%。
“我哪里管得住他呀?小孩调皮,不听我的话。”采访中,常常遇到老人这样抱怨自己的孙辈。建德市教育局副局长邵益娟说,祖辈“代理家长”,往往有两个问题,一是祖辈过分溺爱,二是不会教育。这样的情况不仅在下涯出现,在大同、航头等建德其他留守儿童较多的乡村也比比皆是。“这些祖辈们多数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生的人,文盲或半文盲的比例高,导致他们不但无法在学习上给予孙辈帮助和辅导,而且沟通也存在障碍。”
尽管教育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但邵益娟仍感觉力不从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留守儿童的教育就会出现断层。这个断层只能由留守儿童的父母来填补。”
孤独生活影响心理健康
这些独自长大的孩子,心理负担也比普通孩子沉重。孤独以及生活的压力,让他们很容易出现行为偏差。记者了解到,在学校的“难管生”中,80%以上都是留守儿童,其中又包含贫困学生,有的甚至还是单亲或破碎家庭,“留守儿童的情况非常复杂”。
性格内向,不爱说话,胆怯害羞,这是采访结束后留守儿童给记者留下的印象。一位老师告诉记者,她的班级里有一个男同学很“奇怪”,母亲离家出走后他就开始仇恨女人,对班里的女同学特别凶。父亲又常年在外务工。曾有段时间因为没人管,他还寄宿在同学家里。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跟一个家庭情况紧密相关。”这位老师说,与有父母陪伴的孩子相比较,留守儿童看起来年龄相差不多,但心态却不一样。主要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小孩子很听话,所谓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另一种是小孩子很容易学坏,脱离校园后“游荡”在社会上。
留守儿童渴望社会关爱
同学之爱、师生之爱、祖孙之爱,都无法代替父母之爱。但是,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孩子们对父母之爱的感受正在淡化。
采访中,一个男同学告诉记者,不开心的时候他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大喊,另一个女学生则说自己会偷偷地哭。在建德,一些教育工作者除了承担文化教育和知识传授外,开始对留守儿童给予特殊关注,教师与留守儿童一对一结对帮扶,学校也建立了心理辅导站,尽量为留守儿童开通情感排解和倾诉的渠道。
为保障每个留守儿童受教育的权利,建德市要求每一个在校留守儿童,都必须在所在地出示在校就读证明。目前,这个证明回收数据显示,该市留守儿童的在校率达到100%。
另外,当地每个学校还专门为留守儿童建立档案。档案内详细记录了留守儿童家长和代理家长的联系方式,以便学校能在第一时间跟学生家长取得联系。邵益娟说,特别是种草莓和养蜂的外出务工人员,流动性很高,为他们的孩子建立档案,至少可以保证一旦孩子出了状况能找到一个相对固定的代理人。
但是,“代理家长”在法律上的责权定位也有待明晰。邵益娟期望,能有一种社会制度保障留守儿童的权利,或者有相应的自愿者救助方式出现,“留守儿童是一个弱势群体,关心他们也需要一个群体。”(101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