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从来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病痛

　　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德博拉·海登，一头钻进了故纸堆。她着手写作的《天才、狂人的梅毒之谜》无意于对梅毒做任何道德评价，只关注病毒对人的世界观、人格以及艺术产生的影响。

　　像一个训练有素的私家侦探，海登从早已被人遗忘的档案、信件和新闻报道中，查找任何有用的蛛丝马迹，从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中获得线索，大胆而无可辩驳地得出结论：贝多芬、舒伯特、舒曼、尼采、波德莱尔、莫泊桑、王尔德、乔伊斯、林肯、希特勒等天才和狂人，都是梅毒患者。

　　没有人能躲得过疾病的侵袭。当我们研读那些与病痛相关的作家、书籍，还有那些关于疾病的种种隐喻，会发现疾病的存在，已经远远超越了生理层面的具象意义，成为心理、文化乃至历史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仅就结果而言，病痛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作家。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伍尔芙是其中之一。从十几岁开始，伍尔芙就饱受精神疾病折磨，我甚至怀疑她的家人有意无意向她的丈夫伦纳德隐瞒她的病情，并且在她终于答应他的求婚时，长长舒了一口气。在她那些灵光闪现、跳跃生辉的文字面前，你只能自愧不如，唯一能安慰自己的是：还好，她不是平常人。

　　晚她一些的美国作家卡森·麦卡勒斯，歪倒病床数十年。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心是孤独的猎手》就出手不凡，很难想象那是一个20来岁女子的处女作。弗吉尼亚·斯潘塞·卡尔，在厚厚的传记《孤独的猎手：卡森·麦卡勒斯传》里，详细记录了麦卡勒斯的健康状况：体弱多病，幼年中风，31岁瘫痪，嗜酒如命……

　　坦白地说，读传记，多少有些窥人隐私的成分，尤其是想探究在名人大家耀眼的光环背后，涌动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暗流。这就使得某些人所写的传记，比另外一些人的具有先天的优势和吸引力。比如，同样是霍金的传记（霍金也是病痛缠身，早在22岁，就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的运动神经细胞疾病，随后瘫痪，唯有天才的大脑超速运转），简·霍金的《音乐移动群星——霍金传》，便更能激起人们的阅读兴趣。

　　作为霍金的前妻，简了解那些旁人看不到的细枝末节，掩藏于华美外衣之下的生活的本来面目——摇摆不定的两个极端：一端是明亮的、愉快的公开面孔——奖章、名誉和赞美；另一端是黑暗的、绝望的私下形象——瘫痪、焦虑和紧张。反差如此之大，而病痛就是那个挥舞魔棒、翻云覆雨的魔法师，在欣喜若狂的欢呼和撕心裂肺的哭泣之间，进进出出。

　　人总会生病，凡人也好，名人也罢，可如果病魔缠上了国家元首呢？

　　两位皮埃尔仁兄——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替我们回答了这个问题。《病夫治国》和《非常病人》让我们见识了疾病的魔法之手，如何搅动政坛风云。

　　我们看到，二战期间的罗斯福不仅下肢瘫痪，而且不时遭遇心脏病、脑动脉硬化的侵袭。但是，不光是总统本人，包括他身边的医生、助手甚至新闻记者，都不约而同地刻意遮掩他病重的事实。所有见诸报端的照片，都只展示他看似健康无损的上半身。至于签署雅尔塔协议的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无一例外都重病缠身。

　　还有列宁、尼克松、戴高乐、墨索里尼、张伯伦、蓬皮杜、密特朗……他们都受到疾病，甚至是不治之症的控制，而他们又控制着世界。我们忍不住要问：如果他们不是病人，历史会是什么样子？

　　历史不会改变，但是关于疾病的种种隐喻，却在不断的变化中。病痛绝不只具有单纯的医学特性，它们被分作三六九等，有些高贵优雅，具有罗曼蒂克的象征，大约是拜伦吧，就曾希望自己死于肺结核，以体验那种柔弱高贵之美，有些却让人恶心、避之不及，和道德败坏、不可见人紧密相联。

　　对疾病种种象征意义的解读，苏姗·桑塔格绝对是高手。看看她的《疾病的隐喻》，就知道结核病、艾滋病、癌症，是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

　　从头至尾，疾病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病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