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小二”自创三部长篇小说向城市文明靠拢

　　张国堂正慢慢成为一个人物，在烟台跑堂的几年里他一口气写了3部长篇小说，说起民工为什么成了一种带有俯视色彩的称谓时，他说是因为民工们生活单一，缺乏文化的熏陶，与市民文化存有断层而遭人白眼所致。

　　老张的印象：记者在新桥找到了张国堂打工的火焰山餐馆，门外一名扣着小花帽的“民族同志”正呼呼地扇着烤箱，一阵小风吹过，煤烟扑面而来把他熏得眯起了眼。

老板娘听说要找张国堂，便指着正忙活的他。当记者伸过手去，惊住了：小品演员刘亚津上这来体验生活了？老张的两撇短眉毛顿时活跃起来，他说有回坐火车别人也把他当刘亚津了，不留签名不让走。递根烟给他被挡了回来，说抽了多年的“大丰收”抽别的牌子不顺嘴。

　　关于白眼：老张说在烟台当了几年“店小二”，收获最多的是数不清的白眼，后来埋头写出120万字的小说以后，悟出了文化的作用，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也看开了。他怕说得太深别人听不懂便举了个例子：餐馆里前厅后厨的员工都来自五湖四海，尽管怀揣同样的梦想，却因地域文化的差异，干起活来难免磕磕碰碰。他后来建议老板在工作之余常带大家打打扑克唱唱卡拉OK，慢慢的操不同方言的一帮人便融和了。

　　老张得意地说，往大里讲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可以把一群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是非观、善恶观涂上基本相同的“底色”，文化可以形成我们的潜意识，让你应该怎样做和不应该那样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素质”。可惜的是，烟台的民工兄弟缺少这样的环境。市民们可以在信息高速路上享受多彩的文化生活，而民工们不得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睡觉和聊天就是他们的文化生活。因此，市民和民工是在各走各的路，市民觉得不可以做的我们做了，市民觉得应该这么做的我们偏偏那样做了。老张觉得，自己只有通过文学创作营造一种文化上的同化，才能让市民懂得自己，让城市接纳自己。他说，自己搞了3年创作后，和烟台的文学爱好者已经没有隔阂了。

　　老张的感恩：自己今年45岁了，早年在长岛当兵做过新闻报道员。1985年退伍后下过煤矿，跑过销售，在外闯荡惯了，老家的人觉得自己不务正业，妻子也因舆论的压力和眼前的现实与他离了婚。老张说，自己奔波半辈子只养活了自己，没有为惟一的女儿尽一点责任，在女儿的心中，自己不会是个好父亲。2003年，老张来到烟台打工后也同时拿起笔记录和检讨自己。中午客人走了，他就赶工夫写一阵，晚上一般要熬到一两点。好心的老板专门为他租了个单间，还送给他一台旧电脑。

　　老张说谢谢这些年来给他白眼或给他温暖的人，这其中包括他的前妻和女儿，因为这些人给了他创作的欲望，让他懂得追求文化上的认同有多么的重要。这一点，从他在烟台打工不自卑、不孤独便可看出。老张这个春节还不打算回家过，他赶着要再写一部长篇，憋着劲等到作品出版那一天再去看6年没见的女儿，他准备把自己的书作为一份礼物送给她，重塑一个父亲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