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拖欠路线图
在千千万万个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之中，班俊连的故事就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许多人已对这样的故事开始麻木。
在开往河南的K401次列车上，一位河南周口的农民工引起记者的注意。他说：家里田地让政府征了，去年10月份来北京打工。到北京后人生地不熟，一个老乡把我介绍给了一个姓张的包工头。当时他承诺管吃、管住，另外每天工资30元，到月底发工钱。到发工资时，张老板（包工头）给我200元，说先花着，劳务费到年底一起付清。我想找个活干不容易，将就着干吧！这样辛辛苦苦干了4个月，我才拿到800元钱，老板还欠我2800元工钱。1月底，老板突然说家里有事回去几天，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回来。老乡就借给我200元钱，让我先买票回家，让我过了年再来讨要工钱。在与记者交谈中，这位农民工不时地用袖口擦拭着泪水。
《瞭望》新闻周刊就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时，发现这样的故事一次次在城市里重复着。那么，其背后的拖欠链条是如何形成的呢？
记者调查发现，国内大城市的建筑市场是块巨大的蛋糕，会引来各地的建筑企业纷纷进入，僧多粥少，竞争日益激烈。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建筑企业负责人对记者说：“建筑企业要想承揽工程，就要采取诸如托关系、找门路、做低招投标标的、花钱垫资等种种手段，这无疑加大了建筑企业的负担。”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垫资已成为建设单位降低成本、转嫁风险、榨取施工企业利润的重要途径和手段。许多建设单位即使项目资金充裕，也要求施工企业垫资施工。而建筑企业一旦拿到工程就要转嫁垫资所带来的风险，于是开始层层转包，拉长债务链，形成大量“三角债”。这样就造成了建设单位拖欠建筑总承包企业的工程款，建筑总承包企业拖欠分包建筑企业的工程款，分包企业拖欠材料设备供应厂商的购货款和包工头的施工款，包工头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局面。
从2006年起，某市政府部门规定，建筑企业都必须设置工资预留账户，以确保农民工工资足额发放。对招用零散工，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转包或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包工头，在结算中违规支付，或发生争议纠纷引发群体事件的，对责任单位予以全市通报，不良行为记入信用信息系统，限期进行整改，整改期间停止承接新工程，情节严重的取消在该市承接工程的资格。这些规定确实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一些违规的企业也进行了处罚，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依然存在。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告诉《瞭望》新闻周刊，政府部门制定的政策措施管住了大的建筑企业，但对那些散兵游勇式的、需要直接给农民工发工资的最底层的小包工头来说，这些政策规定很难发挥作用。这些小包工头没有营业执照，他们的手机号码随时更换，很难找到人，动辄就卷款跑掉。
这位负责人说，现在不少农民工通过法律途径讨薪的惟一证据是工资欠条，还有一些仅凭口头叙述。一些小包工头不与农民工签订用人合同，大部分是包工头口头承诺干什么活、拿多少钱，到结算时就找种种借口打折扣，能拖就拖，能不给就不给，劳动报酬的支付没有法律保障。
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原因，虽然各地加大了对拖欠农民工工资企业的处罚力度，一些地方还对违规企业分别作出清除出建筑市场、暂停招投标、限期整改的行政处理，但许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包工头并不在清除之列。
群体讨薪呈现上升趋势
眼看春节一天天临近，思家心切的鲍仕秋却不知道自己今年能不能回家过年，“因为干了一年的血汗钱还没有拿到，我不敢回家！”面对记者，这位福建的农民工道出了内心的苦楚和无助。
鲍仕秋2005年跟随同乡从福建来安徽，在淮北煤师院的教学楼工地干木工活。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2006年9月，鲍仕秋和工友们按质按量地完成了项目任务，并如期交付使用。满心欢喜的鲍仕秋盘算着等工程结算后，拿到一万元工资就寄回家去给儿子交学费，可谁知，这一等就到了春节。
在通过司法起诉、劳动投诉等正常途径解决无果的情况下，鲍仕秋和十几个工友们来到项目单位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公司集体上访，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给施工方施加压力，讨回工资。“实在是走投无路了！”鲍仕秋叹声说道，“如果这次还拿不到钱，我们春节只能滞留在工地上了。”
像鲍仕秋这样，在多方讨要工资无果的情况下，寄希望于群体讨薪方式向拖欠单位施压以达到讨回工钱的农民工在一些地方越来越普遍化。
今年合肥市农民工讨薪较去年同期呈上升趋势，而且讨薪中的群体性事件较以往大为增加。合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处处长涂敏说，“从去年12月12号开始，群体性事件急速上升。20号前，是五六天一起，20号后是三四天一起，到30号以后，几乎是每天一起甚至每天两起。”
值得高度重视的是，这些群体性上访事件的背后，有一些是包工头在背后操纵。由于施工企业大多数都要先期垫付部分甚至大部分工程款，有的工程结束了才拿到50%的工程款。对施工企业来说，水泥、钢筋等材料费是很难赊的，必须先期垫付，而农民工工资往往就拖一拖，施工方本应该支付给农民的工资，一般要等工程款全结算完才会付。这种情况下，施工方为了早日拿到工程款，会操纵一部分农民工向项目单位施加压力。
“农民工讨薪复杂化苗头值得警惕。”有关人士告诉记者：“现在国家和社会普遍关注农民工欠薪问题，一些施工单位正是利用这一点，把工程结算纠纷都打扮成农民工欠薪的形式，找劳动部门帮其讨要工程款。这不仅成功转嫁了企业的风险和损失，而且讨要成功率高。使原本的民事经济纠纷变成了政府行为。”
合肥市劳动监察部门还发现，一部分施工企业为了讨要或多要工程款，甚至花钱雇农民工群体虚讨工资。今年1月，浙江一包工头在合肥承建了一工程，总工程造价16万元。该包工头在拿到16万元工程款后，觉得亏本了，便虚造农民工出工考勤表，并给农民工打了30万元工资欠条，自己突然“失踪”，让自己的父亲、老婆带领农民工找项目部讨要工资。一些农民工事后说，自己并不欠薪，但老板说要来投诉就跟着来了，“要不然他明年就不让我干了。”
合肥市建委负责清欠工作的施工队伍管理站站长孙建业说，最近频发的农民工群体性讨薪事件值得管理部门反思：一是过去开展的各类专项整治措施并没有起到显著效果，还需要加强；二是过去三年清欠工作中总结的经验模式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必须针对新情况新问题尽快完善治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有效措施。
| [上一页][1][2][3][4][下一页] |
(责任编辑：王玲玲)
|
《变形金刚2》送票！ 张元首透露戒毒生活 王岳伦爆李湘胎教 令人惊叹太空步下楼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