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将卸任 告诫潘基文勿忘道义

　　送给潘基文一句话

　　如果说联合国秘书长是“世界总统”，那么，陈健就是数十位“世界副总统”中的一个。

　　记者：潘基文就任秘书长后，向30位联合国高层官员发信，表明要尽快更换高层官员，并请求他们辞职。您收到这样的信了吗？您如何考虑离任后的工作问题？

　　陈健：联合国秘书长一上任就要求所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提出辞呈，据了解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应该说，在所有副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中，我的心情是最轻松的，因为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秘书处早已达成协议，内定我的工作到今年2月底结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可以在一种很轻松的状态中观看现在联合国高层的人事变动。

　　按惯例，像我这样“借调”的联合国官员，任满后将由本国政府再做安排。我相信，我国政府会安排一个有利于我发挥特长的工作。我已经65岁了，不可能再在外交第一线工作。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愿去做些研究工作，推动国内加强对联合国问题的研究。

　　记者：如何评价联合国新任秘书长潘基文？就您与潘基文的初步接触来看，他与前任秘书长安南在风格上有何不同？

　　陈健：潘基文与安南的风格明显不同。首先因为他来自亚洲，正如他说过的，他要改变联合国的文化，改变秘书处的文化。潘基文来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他的行事风格必然反映儒家文化。上任才两周，他就已经表现出了诸多不同的行事方式，有的受到好评，有的不被人们理解甚至受到非议。这就是巨大的文化差异。他是联合国历史上每天上班时间最早的一位秘书长。以前的秘书长是上午10点上班，之前在住处接电话、处理事务。而潘基文每天上午8点就到办公室，高层周一、周三的例会也分别提前到了9点半和9点。在任命新班子上，他的选择也出人意料，把常务副秘书长一职给了来自坦桑尼亚的米吉罗女士，主管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职位则给了来自墨西哥的伊瓦拉女士。他为什么会这样选择？从深层原因来分析，一方面，他是为了使联合国高层的人员构成实现性别和区域平衡。另一方面，他还准备将政治部的职位留给美国，经社部的则留给中国。这样可以避免得罪有关各方。“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就是东方文化。另外，他讲话的风格也很不同。

　　记者：如果用一句话送给潘基文，您会说什么？

　　陈健：要说一句实质性的话？联合国秘书长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已经被看作国际社会良知的代表、人类道义力量的代表。所以，潘基文将来应该充分利用这个职能。《联合国宪章》给秘书长的规定很简单：首席行政官员；同时也规定，秘书长有权、有义务就重大问题向联大、安理会提出意见，这给秘书长发挥影响力开了一道门。安南懂得这一点，利用这种道义力量，频频就世界上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被有的媒体称为“世俗的教皇”。潘基文强调务实，这很有必要，但如果仅仅注意了务实，而忘记了联合国秘书长特有的道义力量，他在联合国历史上的地位最终会受到影响。

(责任编辑：柯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