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钱能买什么?半根雪糕还不是奶油的,可是就有脸色腊黄直出虚汗的民工攥着一块钱来求医问药。昨晚,退休医师崔大爷(化名)说到这里停下了,他说是自己岁数大了后来的事想不住了,其实他是不愿再走进那段想起来就挺遭罪的回忆。
连眉毛都白了的崔大爷现在西郊一家社区诊所“打工”,和众多医疗机构一样,这家诊所也早商业化了。崔大爷当年从中学到大学全是靠国家助学金支撑下来的,所以遇上和自己出身类似的患者往往生出侧隐之心,为这他经常陷入职业道德与利润最大化的冲突之中:在医院,医生的工资奖金要和处方创收捆在一起,而在诊所坐堂则要照顾到老板的收益。
诊所的周围全是些小企业,雇了不少河南、安徽的姑娘小子,一遇上头疼脑热、食物中毒就都来诊所打针拿药。要说医院、诊所挣钱的“道儿”,崔大爷是轻车熟路,可在他看来,治病救人那是个良心活。民工们有了病,大多都是相互凑钱来看病的,吊瓶他就开一天的:先消除病痛,完了再给他们开些便宜的口服药巩固。可就这样,崔大爷还是越治心理压力越大,因为便宜的药是越来越少了,还要顾及老板的收益,所以民工们得病一次,怎么也得花个三四十块。按说治疗期间要休养,可民工们绝对没这“待遇”,很多人稍有好转又一头扎进了生产线。
崔大爷觉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而得了病的民工们却给他算了另外一笔账:病假一天,少挣三四十不说,还得再掏三四十治病,里里外外就出去百八拾元的,穷不起更病不起,不少民工只好“拿青春赌明天”,而这是有良心的医生最不愿看见的。崔大爷也问过一些民工农村推行合作医疗的事,可他们说这真是个好事,但自己今天在这干明天还不知又上哪去了,怎么个合作法?卫生部门也一再要求“最大限度节省农民工医疗开支”,可如今在利润面前,有几家医院会买卫生部门的账?
崔大爷前两年还和两个老同行在莱山搞过一个平价诊所,当时他们对残疾人免费治疗,对贫困人口实行半价收费,一个季度下来每个人还分得了600元的收益。看到眼前民工们几乎为零的医疗保障,崔大爷联想到这段经历便产生了一个想法:政府可以面向弱势群体开设带有慈善性质的诊所(五万元投资便很像样),把离退休的医务工作者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余热并给予一定的报酬,这样民工们和其他弱势群体才可能花小钱看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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