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渠道选拔效果不同
接受采访的专家们普遍认为，从提高妇女参政空间的角度看，建立一个日常培养、选拔、使用女干部的机制，还能做得更好。
杜洁介绍，中共中央组织部2001年4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发展女党员的意见》可以认为是现行的中国培养选拔女干部的制度规范。
“这三种渠道在中国不同层次并存，每一种渠道里都有相应的促进妇女参政的政策，每一种渠道中的政策保障力度也是不一样的”，杜洁说。
她认为，从这三个渠道看，高层领导的任命制中由于中组部的规定比较明确，因而有关女干部的比例措施能够得以贯彻执行。而在竞聘制中，目前尚没有一个有关妇女比例的全国性的统一规定，对妇女入围缺乏制度性的保障。
而民主选举中女干部的选拔情况，好于公开竞聘，因为有相关的制度保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办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名额”。这些措施都促进了妇女在民主选举中当选。但是，由于有关比例的规定比较模糊，没有强制性，在提高妇女参政比例方面还不是十分有力。
而吴忠民教授认为，即便有上述规定，依然存在人为成分太重的问题。另外，对培养选拔女干部的重视与落实情况，还存在一个层级差距和地区差距。层级差距主要指在中高级干部队伍中，对女干部的培养选拔就很重视，也落实得较好，但在基层，对女干部培养选拔的落实情况就比较差；地区差距表现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重视和落实情况好于较为贫困边远地区。
“在干部选拔上，对女性、少数民族、无党派等都有一定的政策，在一步步完善，但是妇女干部的培养选拔机制应该有一个从不断培养年轻人开始的、不断锻炼、不断培训、大胆使用，然后再提拔的系统的制度，包括从基层到高层人才库的建设，这方面还存在制度空白点”，刘伯红研究员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
这就容易造成选拔女干部有天生的不足。比如目前有一种说法把女干部称作“无知少女”，即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的女性。为了能尽量少地占用领导干部职数，往往提拔妇女干部的时候，都是尽可能找集这四种特点于一身的女性进入领导层。
“这种较为片面的选拔结果，就造成了这些特点集中的妇女干部进入领导岗位以后，有的人管理和决策能力不尽如人意，”刘伯红说。
需要更有效的政策保障
“当前女性干部的培养与世界总的趋势还是有差距的”，杜洁说。1995年，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通过的《行动纲领》倡议，“各国政府、政党、工会、专业及其他代表性团体应各自制定指标，将担任领导比例的妇女比例至少提高到30%”，“妇女在立法机构中至少要占到30%的席位”。
而我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0.2%、女常委占全国人大常委总数的13.2%。
长期以来,在我国妇女参政的结构上，存在着“三多三少”的问题，即副职多正职少，虚职多实职少，边缘部门多主战线少。我国的女干部多集中在那些传统上认为适合妇女的领域和职位，比如分管教育、卫生、环境、社会福利等社会发展边缘部门。
刘伯红研究员说，“有人以我国现有一定数量的部级女干部证明中国妇女参政的进步。但是，在国际议员联盟女部长的排序中，中国仅名列第65位。”
究其原因，相当一部分妇女参与欲望低、参政意识淡薄,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参政素质低、竞争力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一些妇女群体参政的心理准备不足、意识不强、热情不高，这种现象在基层农村妇女中更为普遍。
刘伯红研究员分析认为，我国妇女参政的进展不快，妇女参政的质量有限，妇女参政的社会环境尚不宽松，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政治意愿，进而缺乏一整套与之相配套的政策、机制和制度。
从长远来看，杜洁认为，在各种进入领导岗位的渠道中，还有很大的制度建设空间：如在任命制中还应进一步提高妇女干部的比例；在评聘机制中应尝试引进有关妇女的比例规定；在民主机制中，我们应克服对民主的盲目崇拜和盲目依赖，需要有一个调控政策，制定明确的妇女比例，优化妇女参政的政策环境。
“妇女参政，尤其是女性干部参政的问题，虽然与经济和地域有一定的关系，但有没有政策保证是最重要的因素”，杜洁向记者举例说，北京市2001年公开竞聘副局级领导干部的规定中，保证前五名候选人中要至少有一名女性。最后在所有入选的干部中，妇女占到了1/3，有了明显的效果，选出的女干部也很优秀。
谈到中国妇女参政和妇女事业发展的未来，杜洁表达了她对未来乐观的预见：“中国会有越来越好的政策，但作为一个妇女问题的学者，还是希望这个步伐能再快一点，过程能缩短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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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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