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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评论 徐迅雷
文明的最高表达方式是什么?智者有云:“是人们强烈地感受到的、并互相给予对方的高度的温柔体贴之情。”这是美国学者诺曼·卡曾斯在《人的选择》中说出的强烈感受。
北京,助残公益组织“红丹丹”的创办人——大伟和郑晓洁夫妇,坚持为盲人朋友们“讲电影”,于是有了“天堂影院”。杭州,盲人青年施奇强把自己的角膜捐献给一位小女孩,成为国内首例盲人活体角膜捐献者;随即,国内首个民间角膜捐献登记点于2月10日成立,地点就设在从事盲人按摩的施奇强在杭州的工作地。
大伟讲电影、奇强献角膜,是对“高度的温柔体贴之情”的最好诠释。作为个人,他们抵达的就是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一个国家对残疾人的关爱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一座城市对残疾人设施的建设程度,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文明程度;一位个人对残疾人的体贴程度,呈现了个人意义的文明程度。
在文明的王国里,所有跳动的心灵都是同样健全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表明,我国有8296万残疾人,这意味着100个人当中约有6个半是残疾人。然而,我们为什么在大街上不见或者很少见到残疾人?这说明我们的残疾人大都待在“房子”里,而在发达国家,行进在街道上的残疾人就很多。一个更让人惊心的数字是,我国大约有近30万贫困残疾儿童尚未入学。在大街小巷里看到如常行进的残疾人是多是少,在学校教室里看到如常读书的残疾孩子是多是少,在工厂单位里看到如常工作的残疾成人是多是少,可见残疾人权利的保护程度。
保障残疾人权利、关心残疾人幸福,是国家、社会、个人的共同责任。残疾人群体,绝不能成为被权利遗忘的角落、被教育遗忘的角落、被文化娱乐遗忘的角落。一个没有“残疾歧视”的世界,才无愧于文明二字。
歧视是可以被约束的,爱心是可以被传递的。很多年前,在美国波士顿郊外一所医院,一位老护士以极大的爱心,无微不至地照顾一位名叫安妮的小女孩,最终这位“没有希望康复的小女孩”康复了。多年后,安妮以极大的爱心、耐心,照顾和培养了海伦·凯勒。海伦·凯勒又以极大的爱心、耐心和毅力,成为了“人类意志力的伟大偶像”,以至于马克·吐温都说,“19世纪有两个值得关注的人,一个是拿破仑,另一个就是海伦·凯勒”。在“爱的传递”中成长起来的海伦·凯勒,通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又把爱传递给了全世界。这就是“给予对方高度的温柔体贴之情”的文明力量。
今天,“讲电影”的大伟设身处地地假设了“假如给你三天黑暗”,“三天黑暗”中你会什么样?这真是对文明世界的一个严峻考验。听过盲人歌手周云蓬的歌声吗?9岁失明、19岁上大学的周云蓬,在“沉默如谜的呼吸”中,唱出了他的《盲人影院》:“他最后还是回到了盲人影院,坐在老位子上听那些电影,四面八方的座椅翻涌,好像潮水淹没了天空……”周云蓬所唱的“从早到晚听着那些电影,听不懂地方靠想象来补充”,说明我们想要抵达文明的最高峰,仅有一个大伟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