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高官：小平改变了中国的对外关系(组图)

　　有问题不应回避

　　《国际先驱导报》：邓小平还说过，“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傅高义：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非常重要。中日有矛盾，中美也有矛盾，中苏也有矛盾；过去有矛盾，现在也有矛盾，但邓小平觉得为了中国发展，需要和平的环境。这样做是对的。

　　邓小平告诉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应该讨论，不应该回避。应该互相理解，想办法解决。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中日之间是不是也需要这样的心态呢？

　　傅高义：对，我觉得两国领导人应该常常见面，交换看法，这个很重要。另外，现在中日之间正在进行的青年和经济界人士的交流非常好。最近中国的电视台向观众介绍日本的文化，80年代中国观众能看到很多这类节目，最近几年在中国电视上看得不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多起来了。

　　十年后谈邓公，彭定康只说了一句

　　无论英国人在十年后对邓小平留给中国乃至世界的遗产有怎样的评说，他们的态度中大概都不会缺乏一种因素——尊敬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赵菲菲发自北京 对英国人来说，邓小平这个名字永远会让他们想起一座城市——香港。

　　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在邓小平逝世十周年前夕，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书面采访时只写了一句话：“邓小平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是较量之中败下阵来的一方的尴尬掩饰？还是经历十年沉淀之后的心服口服？这看似显而易见、其实却耐人寻味的一句话，颇有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意思。

　　“终结”大英帝国史

　　熟悉那段历史的人大概还记得，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哭了。当年在香港《广角镜》杂志9月号刊登的一篇专访中，彭定康谈起那个时刻：“……我的内心略带忧伤。那晚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结束，是英国在世界上殖民主义的结束。”

　　香港是让英国人感伤的，看看1997年7月1日的英国报纸就可以知道。《每日邮报》当天的大字标题是：《泪别皇冠上的最后一颗宝石》。《卫报》的头条是：《最后一声欢呼，一个帝国结束了，中国又成为香港的主人》。这些煽情程度各不相同的报道有一个共同的主题：英国留给香港的“遗产”，用爱德华·赛义德的话说，也就是“我们给世界带来文明”这个大主题之下的一部分。最能体现这种思路的大概就是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宣告：“捍卫大英帝国的历史成就”，她“问心无愧”。

　　无论有多少“历史成就”的大英帝国已经成为“历史”。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大概的确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香港问题是中英关系史上最棘手的问题。从1983到1984这一年多里，双方经历了22轮艰苦谈判。当时，针对英方“用主权换治权”的要求，邓小平对与他私交甚厚的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说：“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

　　“有时候很强硬甚至不客气”

　　对于时任英国驻华大使、参与了香港问题谈判的理查德·伊文斯来说，邓小平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邓小平传》中写道：“邓小平是一位外交天才。……他欢迎所有的来访者，但并不以为他们比自己的人民更有道德或更有智慧。他与外宾谈话时，有时候会很强硬甚至不客气，但有时也很幽默。”

　　“他（邓小平）把国家统一看作是首要任务。”在伊文斯看来，邓小平是实现中国统一的重要人物。他说：“当时，英国对中国的最大问题是不信任。但邓小平的远见、自信与坚定令他们不得不信任他。”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时，撒切尔夫人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最富天才的创造”。

　　被邓小平赞为“一个绝对一流水平的首相”希思有着很深的“中国情结”，他一直把邓小平当成好朋友，二十多年一直保持通信。他说，通过一国两制实现香港回归，“这无论对中国、英国、香港本身还是对世界都是最圆满的结果”。

　　十年后的认同

　　“香港经历了时间的考验，社会依旧稳定，百姓对特区充满信心。”曾任英国外交大臣的杰弗里·豪，在香港回归五周年之际就肯定过邓小平的成功。他说：“在经济上它们相互依赖，在机制上却相互保持独立，这也是‘一国两制’构想得到成功实施的有力佐证。”

　　“香港回归近十年来，特别是2003年以后，经济繁荣，股市兴旺，失业率创历史新低，这清楚地表明香港回归后取得巨大成功。”现任英国驻港总领事柏圣文，在2007年新年之际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邓小平语录】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邓小平在1984年会见香港工商界代表团时，阐述了“港人治港”的核心是爱国者治港。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香港的今天”

　　——专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曾宪梓

　　“敢于作出最实事求是、最大胆、最正确的抉择，勇于对历史和未来交代，邓小平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政治家”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廖翊发自香港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他为实现期待设宴欢呼；

　　18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时任香港客家商会会长的他宴开百席，庆祝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政权交接现场，他振臂高喊“祖国万岁”……

　　他，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中国今天的进步和富强，也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和稳定。我对他的崇敬和怀念无法用语言形容。”曾宪梓日前在家中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专访时说。

　　前所未有的“一国两制”

　　“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谈判前，很多香港市民都不是很乐观的。最大的担心是自己的生活被改变。于是，很多人想移民海外。直到《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后，香港的形势明朗了，市民的信心得以恢复，香港开始稳定地进入过渡期。”曾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港事顾问的曾宪梓对记者回忆说。

　　香港1997年回归后，相继经历了导致房价、股市大幅滑坡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3年SARS疫情的重创，但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依然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而且成功地确立自己作为进入中国的金融通道的地位。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古今中外哪有这样的政策？而且承诺50年保持不变，这是多么令人不敢想像！我曾经预言过邓小平先生的复出时间，但是，我没有想到他会用‘一国两制’来解决香港问题！”曾宪梓激动地说。

　　“‘一国两制’的提出，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智慧、胆识和人格，也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曾宪梓说。

(责任编辑：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