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与中印文化交流

　　中印两国自古以来，一直是相互学习，彼此交流。几十年来，季先生对此作了大量细致认真的研究，他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一世之新风，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未发，有不少很有历史价值的著作问世，其影响巨大。他还身体力行，做了很多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实事，他不愧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

　　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季羡林卓有建树，贡献巨大

　　季先生一向重视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说：“我们研究文化交流，绝不是为研究而研究。除了学术意义外，还有现实意义——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时时刻刻生活在文化交流中，都从文化交流中既得到物质利益，也得到精神利益。”

　　季先生认为，中印文化交流历史久远，尤其“佛教于公元前传入中国后，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扩大其影响，不但在群众中流行开来，而且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核心之中，如果不是佛教传入中国，中国的哲学发展将会迥然不同，这一点我们很难想象。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也随之传入进来。所以印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现象，十分突出，令人难以忽视”。因此，季先生认为：“不研究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就无法写出真正的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甚至中国历史。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这些话说得非常精辟和中肯。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落后。为改变这种状况，季先生多年来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出版了几部重要著作，如《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等。但是，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双向的。因此，季先生认为，“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他就中国文化对印度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了不少著作，诸如《中印文化交流史》、《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

　　季羡林治学六七十年，涉及的领域之广、之深、之杂、之多，在国内外实属罕见，很难用一两句话包容。涉及印度、中印文化交流等学科的就有很多。概括地讲，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印度学研究；2.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3.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4.翻译著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5.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研究；6.散文创作等。

　　在印度学研究方面，季先生卓有建树，贡献巨大，首屈一指，是他几十年来用力最甚、花费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领域。所谓印度学，包括印度的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等。他不仅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这为他从事语言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条件。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方面，他突出的贡献是发现并证明了古代印度语言各种形态变化的特点，他的论文为判定佛教经典产生的年代、地点、流传情况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把佛教梵语的研究同印度佛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解决了印度佛教史上的许多问题，发现了佛教梵语的发展规律，为丰富和发展语言学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印度语言发展史的研究意义重大。他通过对语言学的研究，还促进了自己对其他学科的研究。他把语言研究与佛教史实的探索紧密地结合起来，在探讨古代佛教语言时，并不严格局限于语言的形态变化，而是努力探究隐蔽在形态变化后面的东西。季先生的大量细致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达到国际一流水平，为世界各国学者所敬重，在世界梵语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到高度重视。他的代表作有《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原始佛教语言问题》等。

　　在印度文化学方面，季先生继往开来，功勋同样卓著。他对印度文化的形成、特征、优点与长处、缺点与不足，以及它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与中国文化的区别等，都有明确的阐述。对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和重大影响，也有科学的说明。他指出：“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这句话千真万确，一针见血。他身体力行，不仅介绍了印度文化，而且还作了大量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对印度文化的研究，促进了中印文化交流和彼此了解。代表作有《季羡林论印度文化》、《古代印度的文化》、《中印文化交流论文集》等。在他的垂范和积极倡导下，我国一批又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问世。

　　在历史学方面，季先生高屋建瓴，辨伪辟谬，新义迭出，发前人之未发，这是他的研究特点之一，诸如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途径问题等，就是例证之一。季先生主张，研究历史要有“史德”，实事求是，注重考证。“考证的目的在于求真求实，而真实又是历史研究的精髓。对史料不做考证求实的工作而妄加引用，或歪曲原意，或削足适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都是不道德的行为，为真正有良心的学者所深恶痛绝。”他还主张，研究历史切忌教条主义，他强调指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绝不容许歪曲历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他不仅对中国历史研究提出了看法，更对印度历史研究发表了高见。关于印度历史，季先生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印度历史的科学理论和方法，他主张要历史唯物主义地划分历史时期和确定社会性质，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科学的比较方法来研究等，他身体力行，为中国学者作出了光辉示范。他除了发表过《印度简史》、《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等著作外，还写了许多涉及印度历史的重要学术著作，如《罗摩衍那初探》、《中印文化交流史》、《糖史》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对许多前人未注意到或没有解决的有关印度历史问题，做了科学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填补了印度历史研究的空缺，起到了开拓印度历史研究的作用，获得了国内外学者的盛赞。

　　在佛教学方面，季先生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够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佛教学的学者。他用大量的梵文、巴利文、佛教梵文、印度古代俗语及汉译佛典等原始资料进行研究，就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与一些国际学者进行研讨、辩论，最后匡正了一些国际知名学者的错误结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代表作有《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见《季羡林文集》第7卷）等；在吐火罗语言研究方面，他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代表作有《吐火罗文研究》、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见《季羡林文集》第7、11卷）

　　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但佛教曾又“倒流印度”。这一反馈现象鲜为人知。这在印度佛教史上，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甚至在世界宗教史上，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为什么在佛教中出现这种现象，对研究佛教史、研究中印文化交流史、对研究世界宗教史，都有深刻的意义。但至今还没有哪一部佛教史或有关书籍，认真地谈到这个问题。季先生通过研究和分析大量史料，对佛教倒流的现象、原因等做了精辟阐述，对倒流印度的史实做了科学结论，解释了这一特异现象，从而为佛教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新贡献。（可参阅《季羡林佛教学术论文集》等）

　　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季先生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既总结过去，又展望未来。他写文章，作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诸如《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等，后来他又主编了《东西文化议论集》。所有这些，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影响颇大。他对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时间也相当长。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贡献更大。他用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对中印两三千年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整理，并指出其交流的特点：“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季先生对印度和中印文化交流的研究，成就卓著，主要代表作有《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糖史》和《大唐西域记校注》等。由于成就辉煌，他被印度文学院授予“名誉院士”。印度驻华大使南威哲先生（V.K.NAMBIAR）在授予他“名誉院士”仪式上的讲话中说：“季羡林教授对印度的研究，倾注了毕生的精力，真可谓是一个传奇式人物。季羡林教授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梵文研究的带头人。他对中印两国历史长期相互交流的研究所作的贡献，时至今日仍然起着先锋作用。”印度文学院长罗摩坎达·赖特先生（RAMKANTA.RATH）在授予季羡林教授名誉院士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采取这一史无前例的创举，把名誉院士授予季羡林教授，中国、东方文化学术界的带头人，我对此举倍感欣慰。”

　　翻译《罗摩衍那》，填补中国梵文文学翻译的空白

　　在印度古代文学方面，他翻译介绍了大量印度古代文学作品，并进行了一系列认真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填补了中国印度梵文文学的空白，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增进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获得了中印两国学者的交口称赞。几十年来，他陆续翻译了《沙恭达罗》、《五卷书》、《十王子传》、《佛本生故事》等名著。尤其经过十年坚忍不拔的努力，终于翻译完成了世界著名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不但填补了我国梵文文学翻译的一项空白，也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因此，得到了国际梵文学界的极高评价和赞扬。在此基础上，他又研究了《史诗》在我国新疆、汉、傣、蒙、藏地区传播的情况，以及它在中国的影响，为中印文化交流研究作出了新贡献。在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方面，季先生勇于创新，不因循守旧，重视比较文学研究。他提出了建立比较文学中国派的主张，得到中国学者们的一致赞同，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极大关注，如今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了比较文学属文化交流范畴，并强调了“比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及所使用的方法，把“中国文学纳入比较文学轨道，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他亲自写过一些比较文学论文，他指出了目前在比较文学方面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史上，东方文学一向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印度、伊朗、阿拉伯、日本及其他许多东方国家的文学对世界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促进了世界文学的发展。但是到了今天，东方文学却远远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习惯于欧洲中心那一套做法，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抹杀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作用，这不利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与互相了解。”因此，他强调：“我们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并不是为比较而比较，真正的目的是通过这种研究，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学。”现在的问题是对东方文学重视不够，他主张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目的只是想能够较客观地认识中国文学及东方文学的价值和地位，吸收各学派的长处，建立一个科学的有特点的比较文学体系，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

　　但如何才能作好比较研究，季先生强调指出：“一个人如果真想搞比较文学，至少必须通中国文学，另外再通一门外国文学，不能精通，也要稍通。对中外文学理论和发展规律要有一定的理解。具备了这样的基础，就不至于乱比，瞎比，比较的结果也会有助于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要搞好比较文学研究，应重视文艺理论建设，两者关系密切。他认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印度古代文艺理论、西方古代文艺理论，是人类文艺理论的三大体系。我们都应该下工夫努力学习，‘采得百花成蜜后’，必有所得。只有做到这一步，中国的比较文学才能真正有所突破，才能真正立于世界比较文学之林，从而形成我们大家所期望的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总之，季先生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代表作有《〈罗摩衍那〉在中国》、《五卷书》、《漫谈比较文学史》、《比较文学之我见》、《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和《季羡林文集》第8卷。

　　散文创作。季先生的研究工作有个特点，即几项工作同时交叉进行，也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法。与此同时，若偶有所感，还写点散文。他写的散文，别具一格，另具特点，在中国20世纪的文坛上独树一帜，可读性很强，已为世界所公认。提到季羡林的散文，无人不交口称赞。他既擅长抒情，又擅长写景，偶尔还用典引诗，使文章耐人寻味，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因此，读他的散文，既会被他那高尚的人格力量所震撼，又会被那些散文佳作的艺术魅力所陶醉。他“刚正不阿，嫉恶如仇，择善固执”，在文章中均有体现，感人至深，读者爱不释手，为众人所称道。他的散文，就像他的为人一样，淳朴、亲切、幽默和睿智，有丰富的内涵和动人的情感。截至目前，他已创作出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现汇集成册，出版发行，其中包括对印度的回忆记录，如《天竺心影》等。

　　中国文化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中印文化交流是相互的。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影响了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也传入印度，对印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影响，这也是事实。因此，季先生说：“如果中印两国之间没有相互学习和交流，两国文化的发展就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这话千真万确，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像中印两大民族文化这样密切，在世界上的确是举世无双的。季羡林先生破除了中印两国单方面学习的成见，创立了“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相互渗透”的新说。发表的一些文章和专著，对中印文化关系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佛教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印度佛教很早就传入中国，但如何传入的？途径如何？传入中国后有哪些改造与发展？佛教传入的同时，对中国的语言、文化、音乐、艺术、医学等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经过了改造与发展，后来又如何倒流印度？等等。季先生对这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研究，一一作了回答，解决了很多疑难问题。读季先生的著作，不仅使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而且还会给读者带来种种启发。

　　季先生从事中印文化交流研究工作，有其独特的方法，“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以语言学、历史学等为依据，“最喜欢考证，亦称考据。考据，严格说来，只能算是一种研究方法，其精髓就是：无据不信。”加之，不墨守成规，不故步自封，敢于思考，勇于探索，勤于耕耘，独辟蹊径，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从而开拓了新的领域，著作丰赡，令人赞叹不已。如《原始佛教语言问题》、《印度古代语言论集》等，都是他的重要著作。

　　那么中国文化对印度到底有哪些影响，季先生同样作了大量研究，成果显著，令人敬佩。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他对制糖术在中印两国之间交流的历史，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大量中外史料查证，他得出了“制白糖的技术”是从中国“传入印度”的这一结论。并且指出，“这一技术是经海路传入的，即使全靠语言学证据也能证明这一点。”（详见《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第2页）。但他又在中国历史文献《明史》中找到了证据，再次证明，中国的制糖技术传入了印度，地点是孟加拉，时间是明代。（详见上书）这是季先生的重大贡献之一。经过多年研究，他又发表了《糖史》这一辉煌巨著，令世上学人叹为观止。

　　2．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历史，过去还没有人系统地、深入地研究过，这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无疑是一个重大事件。多少年来，季先生利用中印两国的古代文献，以及考古发掘的资料，确定了中国蚕丝输入印度的时间、输入印度的过程和道路以及输入印度后发生的作用。

　　“中国丝”究竟从什么时候就输入印度？最早的记录，是季先生在印度古书里发现的。季先生在印度的古代语言和文献中发现了有“中国丝”的记载，例如在乔胝厘耶(Kautiliya)著的《治国安邦》中有“中国的成捆的丝”的记载，说明公元前4世纪传入印度。“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这个时期纂写的《摩奴法论》里有几处讲到丝。”（详见《季羡林论中印文化交流》第104页）；“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里也有几处讲到丝。”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的语法家波你尼(Panini)，在他的著作里用了Kanseya(即茧产生的东西)这个字。此外，还见于印度古代诗圣迦梨陀娑的《鸠摩罗出世》和《六季杂咏》以及《五卷书》等。季先生在研究中发现，“最有意思的是‘从中国输入的成捆的丝’，后来逐渐有了‘丝衣服’的意思。再经过几度演变，这个字的两个组成部分Cina和Patta都可以独立存在，而仍有‘丝’的意思。与这个字有关的字Cinamsuka，原义是‘中国衣服’，后来也变成‘丝衣服’，从这两个字可以看出，印度人一想到丝，就想到中国，一想到中国也就想到丝，在他们的心目中丝与中国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了。”（详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关于“中国丝”输入印度的情况，在中国的史书中记载更多，最早的记载是《汉书》。季先生研究后指出：“足见前汉时代中国已经由海路通印度。去的目的是买壁流离、奇石、异物。带去的是黄金与丝织品。这是中国正史上关于中国丝输入印度的最早记载。”（详见《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季先生研究发现，在西方典籍里也有“中国丝”运到印度去的记载。以后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中国丝输入印度有增无减，质量越来越好。（详见上书）。

　　关于钢铁，也是由中国传入印度的，季先生通过梵文研究发现：“在梵文里，在许许多多的表示‘钢’的同义词中，有一个很特殊的字：cinaja ，cina　就是支那，指中国；ja意思是‘生’。合起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生在中国的’。这肯定指明了，中国冶炼的钢，在某一个时期，通过某一条渠道，输入到了印度。印度素以产钢著名，而中国的钢却偏偏传入印度。其间的关系不也同样发人深思吗？”（详见《交光互影的中外文化交流》一文）

　　季先生对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何时传入印度、如何传入、影响如何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研究。季先生研究发现，在7世纪末叶印度语言里已经有了“纸”字了。纸在7世纪末叶到了印度。造纸术传入印度一定晚于纸。等到中国发明了印刷术，不管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传入印度后，那更是锦上添花，纸与印刷术配合起来，对文化传播和推进作用就更大了。（见《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一文）

　　从以上简介可以看出，几十年来，季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作了大量研究，成就不凡，令人敬佩。但他对中印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只表现在研究上，体现在著作中，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做了大量有关中印文化交流的实际工作。几十年来，他接待过的印度学者、记者、官员和学生，不计其数；收到过多少访者来信，写过多少回信，无法统计，仅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过的，就已相当可观。在不同场合的讲演，答记者问，也有很多，其影响巨大，有大量口碑为证，在一些报纸或杂志上也有刊载。至于他在家中接待过的印度客人，那就更多了。访问者的体会、感受和看法，谁也无法全部集到，但看到更多的则是他的一些有关回忆文章，已汇集成册，《天竺心影》则是其中之一。

　　中印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几十年来，季先生参加过无数次国际会议，到过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其中先后出访印度多次，访问的时间也长，考察的地方也多，有时以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身份应邀访问，有时以中国学者身份应邀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时间有长有短，长短不一。长时，达一个半月之久，走遍印度各地；短时，起码在一周以上，参观考察多个主要城市。不管哪次出访，在印度所到之处，均受到当地人民热烈欢迎，他应邀作过热情洋溢的讲演，介绍了中国文化，带去了中国人民的情谊。回国后，他把在印度的所见所闻和感受等，都一一写在文章里，出版发表，告诉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

　　从他的一些回忆录里，可以看到印度的灿烂文化，可以了解到印度过去所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印度人民英勇反帝的斗争精神，更可看出，两千多年来，中印世代友好的历史记载和当今两国人民友好的种种表现。读者从中体会到，季先生对中印文化交流所起的重要作用。季先生到底如何受到欢迎和接待，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在他的文章里均有体现，他这样写道：

　　“我们在印度的时候，经常对印度人民说，我给你们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谊，我也将把你们的友谊带回中国去，带给中国人民。然而，友谊究竟应该怎么个带法呢？友谊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但是看不到摸不着，既无形体，又无气味；既无颜色，又无分量。成包地带，论斤地带，都是毫无办法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我们的行动带。对我这样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来说，行动就是用文字写下来，让广大的中国人民都能读到，他们虽然不能每个人都到印度去，可是他们能在中国通过文字来分享我们的快乐，分享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情。”

　　季先生是这样说的，他也是这样做的。发表在刊物上。让中国人民分享他的快乐，感受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热情。例如，他谈到1951年他初抵德里的情况时说：

　　“机场上人山人海，红旗如林。我们伸出去的手握的是一双双温暖的手。我们伸长的脖子戴的是一串串红色、黄色、紫色、绿色的鲜艳的花环。花香和油香汇成了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详见《初抵德里》一文），场面的确热烈，使人深受感动。

　　季羡林先生多次访问印度，进行了友好访问和学术交流，他亲自带去了中国人民对印度人民的深情厚谊，带回了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这是非常珍贵的，它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中印两国人民。

　　中印有几千年的友好历史，这在两国的史书中均有不少记载。今天，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中印友谊的活见证。

　　“活的见证就是科钦。”，“机场门外，红旗如林，迎风招展，大概有上千的人站在那里欢迎我们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印中友谊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宛如科钦港口外大海中奔腾汹涌的波涛。一双双洋溢着火热的感情的眼睛瞅着我们，一只只温暖的手伸向我们，一个个照相机、录音机对准我们，一串串五色缤纷的花环套向我们......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好的更适当的中国、印度两国友谊的活的见证吗？”。（详见《回到历史中去》一文）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非常热情友好，季先生对此深有感触，感慨万千，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内，我们走过了大半个印度，经历的事情比我过去生活过的四十年似乎还要多。......印度各阶层的人士，我们都会见过了。印度人民的情谊把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填得满满的，简直满到要溢出来的程度。我们又是兴奋，又是感动，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印度，认识了印度人民。过多的兴奋，过多的激动已经使我们有点疲惫了。”

　　在科钦是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例如他在孟买就有这种经历。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记得有一个晚上，邀请我们共同欢度节日......夜已经很深了，我们几次想走；但是，印度朋友却牢牢地抓住我们不放。他们说：‘我们现在不让你们睡觉。我们要让你们在印度留一天就等于留两天。你们疲倦，回国以后再去睡吧。我们相信，我们到了中国，你们也不会让我们睡觉的。’我们还有什么话好说呢？印度朋友到了中国我们不也会同样不让他们睡觉吗？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七年；但是，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朗诵声还回荡在我耳边。印度人民的这种友谊使我们永远难忘。”（详见《孟买，历史的见证》一文）

　　的确，中印传统友谊，深入人心，感人肺腑的例子很多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了。季先生把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带回了中国，至今，读者每读到这里，无不深受感动，很受教育。（详见《深夜来访的客人》一文）

　　季先生不仅如实记载了印度人民对中国的友好情谊，而且大谈中印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同印度人民进行文化交流。他到底是如何与印度人民进行文化交流的，在他的一些文章里均有体现。季先生每到印度，一有机会，就作面对面的交流，这方面的事例很多，现在不妨举一个例子。例如，他参观德里大学和尼赫鲁大学时，受到热烈欢迎，他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在他的文章中这样记载：

　　“主人致过欢迎辞以后，按照国际上的不成文法，应该我说话了，但是要说些什么，却是毫无准备。当主人讲话的时候，我是一边注意地听，一边又紧张地想。在这样一个场合，应该说些什么呢？说什么才算适宜得体呢？我们两国的文化源远流长，至今益盛，很值得我们两国人民引为骄傲的了。我这一番简单的讲话显然引起了听众的兴趣。欢迎会开过之后，我满以为可以参观一下，轻松一下，然而不能，欢迎会并不是高潮，高潮还在后面，许多教员和学生把我围了起来，热烈地谈论中印文化交流的问题。但是他们提出的问题又不限于中印文化交流。有人问到四声，反切。有人问到中国古代有关外国的记载，比如《西洋朝贡典录》之类。有人问到梵文文学作品的翻译，有的人问到佛经的中文本，有的人甚至问到人民公社，问到当前的教育制度，等等。印度朋友们就像找到一本破旧的字典，饥不择食地查问起来了......只有用满头大汗来应付这种局面。但是我心里是愉快的。”“深深地被感动了”，“整个校园都给浓烈的中印友谊的气氛所笼罩了。”

　　其他例子还有许多。总之，他是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交流方式和交流内容。以上不难看出，无论是季先生的大量研究著作，还是他出国访问时的讲演或谈话，都反映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和文化交流的事实。我认为，季先生在“交流文化，传递友谊”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起了很好而别人又起不到的作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榜样。事情不止如此。季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谴责了殖民主义者的统治，歌颂了印度人民的斗争精神。

　　季羡林先生把自己看过的印度名胜古迹告诉了中国人民，写得生动、具体，给人以真实感和形象感。读者读后，不仅了解到印度灿烂的文化，而且仿佛也来到印度，身临其境。例如回忆著名的泰姬陵就是一例。读者读后，仿佛身临其境，世界奇迹之一泰姬陵就在眼前，让读者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季先生不仅参观了泰姬陵，还参观考察了那烂陀。季先生在文章中告诉读者：“这个地方不仅是佛学中心，而且是印度学术中心。从晋代一直到唐代，中国许多高僧如法显、玄奘、义净等都到过这里，在这里求学。”提到玄奘时，他说：“中国唐代的这一位高僧不远万里，九死一生，来到了印度，在那烂陀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攻读佛典和印度其他的一些古典。他受到了印度人民和帝王的极其优渥的礼遇。他回国以后完成了名著《大唐西域记》。给当时的印度留下了极其翔实的记载。至今被印度学者和全世界学者视为稀世珍宝。玄奘这个名字，在印度，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这样，季先生不仅把印度的一些名胜古迹告诉了中国人民，还把中国古代高僧，诸如玄奘等人的历史作用和他们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也告诉了中国人民。其他例子还有，这里不再列举。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历史悠久，而文化交流促进了我们两国的社会进步，加强了我们的友谊，并给两国带来了福祉。几十年来，季先生在吸收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排除万难，独辟蹊径，对中印文化交流开创了多个新的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受到世人的称赞。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为中印的文化交流在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起到常人所起不到的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鼓舞和教育着中印人民。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