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草根执掌首家“民间银行”

　　草根执掌首家“民间银行”

　　所有贷款户不需催收便提前自动还款，这恐怕在所有的银行系统都不啻为“神话”。村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信用意识？

　　撰稿／张 静（记者）

　　一场在村民们看来很严重的乡间纠纷在河南濮阳的许屯发生了。

　　陈广恩没想到女儿会在节骨眼上退婚。他刚用彩礼钱盖了一间大瓦房，如今亲家变仇家，他到哪里去凑几千元钱还彩礼呢？一筹莫展的他想到了小额贷款。

　　濮阳贷款互助合作社许屯中心的员工犯了难：陈广恩是会员，又有两户村民愿意担保，显然符合放贷条件。但这么特别的用途还是头一回听说，大伙儿得议一议。

　　最终合作社的意见是可以贷。村民们自己组织的审贷评议小组认为等明年小麦下来了，老陈家就能把钱还上。

　　两个小时后，一沓还带着体温的钞票到了陈广恩手里。“我下午正好路过许屯中心，身上就带着1000元钱。”社长许文盛嗓音沙哑地告诉记者，他刚接待完一个前来要求复制“濮阳模式”的考察团。

　　这位走到哪里口袋里总得揣点“贷款”救急的社长，他设计的合作社被国内外媒体评价为“国内首家农民互助小额信贷组织”、“首家民间银行”、“准农民银行”、“破解农村金融问题的濮阳模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称之为：“目前所见到的（农村）合作金融组织设计中最完备的模式”。

　　农行不为农作主？

　　了解农合组织、但不熟悉许文盛的人，总会惊诧于一个农民口中滔滔不绝的金融术语，殊不知他是真正的科班出身。

　　上世纪90年代初，许文盛从河南省农业银行学校毕业后进入濮阳市农行系统，历任营业所主任、中心营业所主任和信贷科长等职。他用13年时间踌躇满志地写了一篇6万字的《县区农行改革论》，当时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自立门户。那篇论文的实践价值虽然得到了“中国小额信贷之父”、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杜晓山书记的高度评价，却至今沉埋箱底。

　　作为老农行人，许文盛对“农行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看得很透。

　　自从199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分设后，“挤垮工行，吞并农行”的口号早已张扬许久。许文盛认为：“在农村，农行发展战略的重大失误是把大片阵地拱手让于农信社，一刀切式地大肆撤并经营了几十年的农村网点。在城市，农行的违规导致经营风险越来越集中。如今进则城市业务薄弱，退而农村基础不稳，内视不良资产居高难下，外比其他国有银行特色尽失，改革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农行从业人员的思维意识到现代化装备，从业务素质到开放性经营，从体系改革到现实发展都无法满足现实改革的需要，甚至远远落后于其他国有银行。”

　　2月1日，记者在农行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农行已经开启了股改大幕。据统计，农行2005年底的不良资产高达7404亿元。曾有权威人士表示国家将为此付出近9000亿元的改革成本。

　　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韩仲琦在发布会上表示：“农行不良资产处置的数额相比工行、中行、建行将会相对较大，这是因为其中包含了3000多亿的政策性业务、专项贷款等。”

　　而许文盛却为农民抱不平：“谁说农民不讲信用？农行出现的巨额亏损，不是政策性原因，而是内部管理出现了问题。三农贷款与政策性业务风险大，只是某些人为了获得更多的注资而逃避自身违规经营责任的借口，成了将违规经营产生的不良贷款冲销掉的手段。所谓农民不讲信用，是农民为一些银行内部黑幕交易背了黑锅。”

　　上世纪末农行唯“效益兴行”至上，“深沪炒股”、“海南征地”、“账外经营”这些经营不亦乐乎。许文盛严禁自己所在的营业所参与，在很多一线单位陷入“短效经营”的泥淖、制造了巨额不良贷款时，他的营业所幸免于难。

　　但让许文盛愕然的是，国家于1999年成立了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接受了农行剥离的不良贷款3458亿元。“我受到了从上到下的白眼。他们认为亏损反正由国家埋单，人家违规经营所得都给员工发了福利，只有我们最傻。”

　　昙花一现

　　实施“职岗风险责任制度”、“推行抵（质）押贷款，限制担保贷款，杜绝信用贷款”、设计打造立足贴近农民和客户服务的“流动银行”、“大力盘活不良贷款”，这些改革措施对县区农行走出沉疴是否可行？许文盛做过试验。

　　1995年，许文盛临危受命担任习城营业所主任。这个距濮阳县城80多里、仅有5个人的偏远乡级营业所当时惹了一身的麻烦：“不良货款高达79％；乡党政对营业所工作不满意，乡财贸乡长吵着要把乡直资金账户全部迁往别处，同时公然宣布要堵营业所大门，要求营业所迁出乡政府大院；占全辖区贷款近一半的习城供销社主任与原营业所主任因工作关系而大打出手，怒而断绝与营业所的各项业务往来，拒付贷款利息。”

　　经过15个月努力，该所不良贷款奇迹般两年连续下降了79个百分点，至1997年底占比不足5％。许文盛在1997年3月获得农行河南省分行范来成行长的嘉奖令，1998年3月被评为“濮阳市农行十佳营业所主任”，《濮阳日报》誉之为“濮阳市农行的骄傲”。

　　濮阳市农行曾经号召在全市学习“习城模式”，但许文盛遗憾地告诉记者：“1998年我被调离农行一线后，继任人员嫌麻烦将其废止了，该所管理也由此一落千丈。直到我工残休息，《县区农行改革论》再也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

　　自立门户

　　在年前刚刚结束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农行改革方案在“商业银行”还是“政策性银行”的多年争论中尘埃落定：将遵循“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十六字原则。

　　许文盛认为没有拆分农行、让其整体上市，已经是对农行“很仁慈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大力展开，中央必然将农行改革纳入为新农村建设提供金融支持的角度来统筹考虑。”

　　按照多位学者的说法，中央绝不可能允许农行丢掉‘农’字，农行该如何选择？

　　2006年7月，农行行长杨明生颇具战略性地提出了“农行将着力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农村金融仍将是农行工作的重点”。这一思路很快得到了中央的首肯，久拖不决的整体改制方向终于得以确定。

　　韩俊在2005年完成了对全国29个省份的180个村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调查，结论表明，农民真正能够从正规金融机构得到贷款的大约只有20％，而被调查的216个农村中小企业中，能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只有30％。立足县域经济对解决农民贷款难的问题有多大意义？

　　许文盛说：“农行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更多考虑的是它的部门利益，很难很好地为三农金融服务。县域经济是优质业务，农行将来还是要‘做大户’，对农村业务并没有太多兴趣。上面可能对基层的情况不太了解。你去看看农行在农村还有几个点？豫北某县农行曾效仿南方某地建无网点县支行，全县支行30多个农村乡镇网点一下子撤并殆尽。”

　　2005年5月下旬杜晓山调查数据显示，濮阳农行等其他金融组织基本上撤出了农村网点。

　　“把农村基层完全放弃掉，就等于放弃了连接农民的桥头堡。我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农行基层的呼声，但基层的意见不能上达，我认为这是一种悲哀。”

　　2004年8月至12月，许文盛应杜晓山的邀请，对中国社会科学院小额信贷项目进入了深入调研。2005年5月他又参加了河北定州合作社的发动，考察了南方合作互助发展的民营经济。这些活动让许文盛大开了眼界。“我不想太多聒噪官办银行体系和机制等问题，只是感觉在目前框架下，没有外部动力，国家花钱买机制实现起来可能会非常艰难。我在6年努力却难以争取到实践机会后，被迫放弃了在官办银行争取实践的努力，申请“工残休息”，提出了构造‘官办金融为主导，民间合作金融作补充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的构想。”

　　农民当家作主

　　2006年7月6日，许文盛接到了河南省濮阳市民政局的正式批文，他奔波了6年的“濮阳市小额信贷互助合作社”终于从梦想变成了现实。一间20平方米的平房，外加几件桌椅橱柜，便是我国第一家由民政部门批准登记注册的“草根银行”总部。

　　先期启动资金是许文盛自己和亲戚朋友的积蓄，共有60万。按照民政部的规定，这个组织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不吸收任何存款，而是吸引当地农民和城乡其他闲散资金入股，再以此借贷给需要贷款的人，入1000元可以贷款5000元。“让农民贷款像买东西一样方便，贷款不用出村、还钱不用出村”。

　　“刚开始村民不相信，当面说我是搞传销的。许屯村2000口人，500多户，最后只有53户掏了会费加入，前南孟村人更少，只有13户。才3个月，许屯中心就发展到90户，你说多快。”

　　“我的钱在你们手里，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从那时候起，许文盛的嗓子开始沙哑。

　　2006年11月19日以前，该社已经在许屯、高庄、顾头、曹楼、龙常治5个中心开始了小额贷款业务，累放贷款110500元。许文盛高兴地告诉记者：“第一期贷款23500元，已经在到期前无催收状态下全部还完。”

　　所有贷款户不需催收便提前自动还款，这恐怕在所有的银行系统都不啻为“神话”。村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信用意识？

　　“有信用才能贷款的观念已经深入村民心中。按照规定，如果一期主动还贷，就可以被评为一星级信用社员。信用星级越高，贷款额度也水涨船高。一期还不上，两年内都不能贷款。”

　　许文盛把互助合作社分设在每个村的互助中心交给村民自己管理。“他们自己选社长，组成审贷评议小组，评议的时候任何会员都可以参加发言，这样就解决了贷款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濮阳模式最独一无二之处，莫过于吸收了许文盛早年在农行改革中的成功经验：流动银行。

　　“银行创始之初仅是集市上的‘板凳银行’，我受到启发，扩大了客户经理在乡村间流动催收贷款的范围，赋予其办理小额存款、贷款、汇兑等业务的便利，每一个流动外勤就是一个个深入乡村千家万户的‘小小银行’”

　　流动银行对于贷款营销、管理和回收进行全程跟踪，成为审贷环节中最重要的一环。“对于贷款人，第一关要把“人品关”，互助中心首先对贷款人进行群众评价，落实三户担保小组外。然后由流动银行�熂纯突Ь�理�牻�行调查，认可贷款项目后，代表合作社与贷款人签订多方贷款协议。三户小组彼此成为担保人，互助中心社长承担联保责任。”

　　由于互助社有效确立了农民的组织主体地位，农民参与贷款管理的积极性异常高涨。“2006年8月5日，大雨滂沱。杨国臣成为互助社发放的第一笔贷款使用人（5000元）。当晚，就有村民找杨要账。因为互助贷款严禁挪用，万般无奈的杨就给担保人许培江打电话。许培江当即邀约另一保证人程广忍冒雨赶到杨家，向要账人反复阐述贷款专款专用，支持杨完成养猪（鱼）生产的必要性，劝说要账人同意‘等鱼出塘后优先归还’，终于劝走了要账人。”

　　还有一户人家，老父需要开刀动手术，小孩面临结婚办酒，几万块钱怎么也凑不出来，弟兄四个找到互助中心想现入股。

　　乡亲们对于合作社有着自己朴实的看法：“该帮，成立这个组织不就是为了乡里互助吗？”也有人坚决不同意：“他们不是社员！”

　　争论一度白热化，许文盛静静听了一会儿，站起来要求发言：“现在他家有难，咱们不帮谁帮？关键是风险怎么控制。大家说说有什么好办法？”

　　有人喊起来：“让他们去找担保人，兄弟4个人每人入股1000元，分别承担风险�牎苯源蠡断玻�弟兄4人“火线”入社，贷到了2万元。

　　注册难，亏损关

　　按照许文盛的说法，“濮阳模式”如果靠他一个人，跑断腿也跑不来。“它是我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争取来的小额信贷试验基地。”

　　得到社科院认可后，许文盛开始骑着借来的摩托车为这个组织的成立奔走呼号。尽管小额信贷试验有温总理的批示、央行的批文、濮阳市政府领导的支持，科学院愿意作为未来组织的主管单位、向濮阳市两发公函，当地银监局也申明注册不需要《金融业务许可证》，这个民间金融的“破冰”之旅还是足足走了18个月，前后经历了5次申请。而全国其他很多家互助社组织尚没有他的幸运。

　　在那18个月最艰难的时候，记者曾经与许文盛通过一次电话，他有点无助，谈了很多：“社科院给我一个月几千元工资让我去做研究，我推辞了。现在不但没收入，每天还要跑来跑去花很多钱。我每天7点半准时出门，去市政府找领导、跑相关部门。旧同事看到我就打趣：‘老许，又到市政府上班去了？’有点好消息就充满了希望，退一步又非常沮丧，每天都生活在喜忧参半中间。”

　　近两年的“马拉松”耽误了不少事儿。“合作社可以通过社科院吸纳外资与其他资金，但最初有意向的外资都撤了。”

　　老许现在又面临着亏损的考验。“仅3个月互助社就亏了约8万元。最大的成本是宣传费用和员工的工资。农民现在是一盘散沙，什么都不相信。人心易散难结，把分散了20多年的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成本非常之高。前3个月互助社筹备成本和发动培训群众成本竟然占了总体支出的77％。”

　　不少专家认为，新农村建设中发动组织培训农民的成本应该由政府承担。但在政府没意识到应该承担的义务之前，许文盛只能用60万元苦守。“坚持就是胜利。”

　　前段时间有笔大额资金找来想入股，许文盛没敢答应。“我一共只有60万启动资金。现在累计放贷30万，银行账上只剩下20万。宁可大户不做，账户闲置亏损，也要保证充足的流动资金。山西有两家合作社不懂金融风险控制，有人找来就放贷，还不到2个月资金链就断了。”

　　他咬咬牙没去参加“中国经济学家论坛”，两次推掉了中央台的采访，谢绝了凤凰卫视的推广合作。“我必须考虑我的经营状况，不可能拿朋友的钱去赚那点虚名。”

　　2月2日，经银监会批准，四川首批“村镇银行”试点已确定。在许文盛看来，村镇银行显然比央行牵头的小额贷款组织更具有吸引力。

　　根据《村镇银行暂行管理规定》，它们可以吸收存款�熁箍梢源邮峦�业拆借。小额贷款组织转身村镇银行后，便可以突破“只贷不存”的制约。目前这是制约小额贷款组织发展壮大的最大制约因素。

　　“作为国内首家农民互助贷款组织，银监会多次调研贷款互助合作社，我们具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贷款风险控制机制，已经成功运作了一年。但2006年12月20日出台的《调整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支持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却选定了没有任何合作金融基础的六省开展村镇银行试验。我们为国家政策最终出台而欣喜，但却无法容忍互助社艰苦探索，其他人却坐享其成的客观情况。”他现在有意以互助社试验平台单点申报村镇银行，争取国家扩大试验区。

　　如今濮阳市领导和中国社科院的三农问题专家们看到许文盛都会亲切地说：“小许，你为我们争光了。”

　　许文盛告诉记者：“一个人有了这些，还指望什么呢？”

(责任编辑：李培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