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精神放光华读《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

　　《周恩来选集》下卷中《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一文，是周恩来1956年2月8日在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明确地提出了一条根本原则：经济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去做那些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

　　这篇文献产生的背景是：当时，我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正在顺利进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开始到来。工农业生产形势喜人。从1953年到1956年，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尤其是农业生产在1955年获得出人意料的大丰收，预示着我国的整个国民经济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党内一些同志在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中，头脑开始发热，出现了急躁的苗头。1956年1月下旬正式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反映了广大农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但其中内定1967年的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即平均每年递增8%以上，这么高的速度显然是忽略了物力财力的实际可能，脱离了客观实际。同时，党内有些同志还因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完成，提出了“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这样，农业远景计划中的过高指标反过来又催逼着工业等其他部门相应地修改原来比较接近实际的远景设想中的各项生产指标，并据此编制整个发展国民经济的远景计划。

　　远景计划中的高指标立刻影响到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制订。因此，计委在1月中旬编制年度计划时，不得不突破中央原来已经批准了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控制数字》，确定粮食、棉花指标采用《农业四十条》内定数；工业总产值和基本建设投资再比控制数字分别增长7.1%和26%，即使如此，后两项指标仍然没有能够达到远景计划的要求。于是，中央几十个部“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1〕各部门专业会议所提各项指标都大大地超过了1月草案的规定数字。

　　周恩来敏锐地察觉了这种倾向，他看到，如果按这些专业会议的意见来确定指标，大大加快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速度，国家统一分配的八类物资将出现全面的紧张和不足，最突出的是钢材严重短缺，差额达70万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平衡就将受到严重的破坏。

　　这时，全国的注意力仍集中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上。为了使各部门领导干部能保持清醒的头脑，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周恩来于1956年2月8日主持召开了国务院第二十四次全体会议，在讨论《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草案)》时，作了《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这篇重要讲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批评了急躁冒进情绪，指出：“反右倾保守是重要的”。“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办事，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同时，周恩来明确提出了经济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指出：“工业建设可以加快，但不能说工业化提早完成，冷静算一算，确实不能提”。“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各部门订计划，不管是十二年远景计划，还是今明两年的年度计划都要实事求是。”

　　在经济工作中怎样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呢？在这之前不久，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有过明确的说明。他指出：“我们应该努力去做那些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右倾保守的错误”或者“犯盲目冒进的错误”〔2〕。2月初，他又在同计委和财政部负责人研究解决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存在的严重问题时提出：既然现在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部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

　　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各项指标时，实施了“压一压”的方针。他抓住严重妨碍年度计划平衡的两项指标作了较大的削减，决定：(一)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地区削减后的金额，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年初甚至达到200亿元左右)减至147亿元；(二)双轮双铧犁的产量由500万部减至350万部。会后，计委依此决定修订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下旬，周恩来又两次召集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修改后的计划草案。会上，他要求工业生产、基本建设部门分别节约钢材4%、2.5%；并责成薄一波、张玺再对钢材以及其他物资进行一次平衡。3月25日，国务院正式下达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正式下达的年度计划的一些指标(如工业总产值、基本建设投资)仍然比较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4月上旬，潜伏着的物资供需矛盾终于明显暴露并日益尖锐起来，导致一些生产和基本建设单位的窝工或停工。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部门却仍然盲目地要求追加一笔很大的基本建设投资。

　　为了避免因再追加投资而造成愈来愈坏的恶果，并减轻年度计划中已出现的比例失调的程度，在周恩来主持下，从实事求是这一原则出发，国务院作出两项重要决策。

　　一、“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

　　4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计委《关于1956年基本建设计划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资的补充报告》时，再次重申：“搞计划必须注意实事求是”。现在，我们千万要注意国民经济的平衡问题，“要为平衡而奋斗”。他指出：计委提出的关于新增基本建设几个方案，只宜采用第二方案，即允许各部门分别轻重缓急，缓办一部分原定项目，在不增加投资和物资的前提下补进3.5亿元必须增加的新项目。又说，即使是重点建设项目，我们也“要实事求是，有的没有材料，只好不建”。会议根据周恩来、陈云、薄一波等同志的意见，确定从六个方面开源节流，缓和供需矛盾：(一)增加生产。全国再增产钢材20万吨、水泥30万吨。(二)厉行节约。双轮双铧犁的制造再由350万部减至250万部，节省钢材7.2万吨，铁道部减少钢材用量5万吨。(三)争取进口。(四)减少出口。(五)普查库存。(六)互助调剂。

　　为了认真落实国务院的决定，周恩来着手狠抓了增加生产和厉行节约两项主要措施的落实。

　　为增加本年度钢材生产，周恩来亲自过问钢铁工业的生产和增产问题。4月14日至18日，他深入生产第一线调查研究，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抚顺钢铁厂、天津钢铁厂。回京后，马上审定了鞍钢、抚钢等企业增产钢材的计划(包括增产钢材需要解决的设备、技术等问题)。19日约重工业部副部长吕东同重庆和上海钢铁厂厂长商量增产事宜。5月6日，星期天，周恩来又飞往山西，到太原钢铁厂视察。在钢铁企业广大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全年钢材生产在年度计划规定比上年增长50.3%的基础上，又超额5%完成了年度计划，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钢材的供需矛盾。

　　为了减少钢材消耗，5月下半月，周恩来根据调查得来的情况，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多次就用钢材较多的双轮双铧犁减少生产一事同与会者磋商，使国务院4月10日减少产量的决定得到落实。

　　二、公开提出反对急躁冒进，削减国家预算，再压基本建设投资。

　　5月，建设上的急躁冒进倾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已经突出地表现出来。但是，这时在全国范围内仍然开展着反对右倾保守想思的斗争。周恩来认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果断地提出：“事情开始做不要急。反保守、反右倾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为了制止急躁冒进，减少损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半年来由于冒进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会上，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了有关冒进的严重情况，提出了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的意见。据此，党中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

　　在党中央确定的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为了向即将召开的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提出一个稳妥可靠的1956年国家预算，6月5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提出了“反冒进”的口号，指出要坚决削减收入和支出都打得过高的国家预算。他针对有人不同意削减预算一事说：“计划和预算应该是统一的”。要打破“不能修改预算”的观念，“预算数字一定要减下去”。他综合李富春、薄一波在这次会上所提的削减意见，确定要按5%削减预算。办法是将收入削减5.86亿元；支出削减10亿元，其中基本建设费用由147亿削减至140亿元。这个数字在预算支出中所占比重还很大(占46.7%)，比上年增长的幅度仍嫌过大(增长62%)。鉴于此，他解释道：基本建设费用为什么只减至这个数字呢？这是因为已经上了140亿元的投资，再压“就不那么容易下来”了。他尖锐地指出：“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大会议要有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要求在人大会议上发言的政府部门负责人一定要注意这两点。

　　由于周恩来的努力，国务院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关于经济工作的几个重要报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一致指出急躁冒进是建设中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但12日国务院会议在通过有关报告稿时，有人不同意在报告中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认为这是同去年夏季以来开展的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相背离的，会引起思想混乱。周恩来耐心地说明和解释道：“去年12月以后，冒进即冒了头”，“现在已经不是预防而是要反对了”。总之，经济建设不应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

　　6月15日至30日，第一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赞同国务院有关报告提出的“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的主张，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强调“不仅要做到多和快，而且要做到好和省”。〔3〕

　　在人大会议召开期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重要社论。社论强调：无论是右倾保守还是急躁冒进，对我们的建设事业都是有害的，所以“都要加以反对”。在反偏向时，“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什么偏向就反对什么偏向”。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4〕这段时间公开进行的反冒进，为动员各级领导干部从思想上重视和纠正急躁冒进倾向起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本年度国民经济从急躁冒进中逐步解脱出来，开始转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也为制订一个切实可行的、稳妥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56年初开始，周恩来能够在党内相当普遍地存在急躁冒进情绪的情况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和陈云等同志一起，清醒地提出反对冒进的问题，并且采取了果断而又稳妥的步骤，切切实实地在工作中纠正急躁冒进错误，确实是难能可贵的，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坦荡无私的胸怀和高度的政治勇气。从而，为党在八大会上坚持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作出了卓越贡献。这是党在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初期所获得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实践证明，在经济工作中只有遵循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两条战线斗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能真正稳步地高速度地发展。周恩来关于经济工作要实事求是的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理论财富，是继续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工作的根本原则。注释

　　〔1〕〔4〕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283页；第284-285页，第283页。

　　〔2〕 《新华半月刊》1956年第5期，第18页。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第38页。

(责任编辑：赵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