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明国际”发布我国清廉指数 政策落后致腐败

　　反腐力度逐年加大

　　邵道生认为，目前，纪检系统已逐渐形成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制、巡视制和中央提名地方纪委书记制“三位一体”的监督模式。

　　“尽管腐败有时会上升，但反腐力量因为有政府的决心和群众的支持，所以必然会更加强大，2007年中国的清廉度还会有所上升。”胡星斗对中国政府反腐败充满了信心。

　　同时，他建议，政府应该做三件事：立法保护举报人、鼓励老百姓举报贪官；建立公民财政诉讼制度或者纳税人公益诉讼制度，鼓励任何公民只要有证据，就可起诉浪费公款及腐败行为；加大媒体监督的力度。

　　专家读表

　　中国廉洁度总体上升

　　从“透明国际”的表中可以看出，从1995年到2006年间,反映中国廉洁度的CPI指数有升有降，总体趋势是上升的。“除了测算技术的因素，数据也反映了我国现实的状况，即腐败的范围更广了，级别更高了；但国家反腐败的力度也更大了，而且我国正在构筑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的反腐败体系。”胡星斗分析。

　　胡星斗介绍，所谓的全方位是指一些法律法规的出台，人大监督法、行政许可法等，规范了集体领导的体制；教育、制度、监督多管齐下，加强对配偶、子女的管束和个人私生活的约束，这是多渠道；打击商业贿赂、揭露福利腐败、垄断企业的软腐败、公车腐败、学术腐败等，这是宽领域。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对腐败分子有所震慑，所以，腐败有所收敛。

　　法制政策“落伍”滋生腐败

　　在“透明国际”CPI指数图表中，1995年我国CPI指数仅为2.16，1996年CPI指数为2.43，均为极端腐败阶段。进入21世纪以来，CPI指数在3.5到3.2之间徘徊，从2001年以后，CPI指数还出现了下降趋势。图表说明我国依旧处于比较腐败阶段。

　　胡星斗解释说：“1995年时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全国一哄而上，加上当时法律、制度、政策跟不上，必然滋生严重的腐败。”

　　胡星斗分析，2001年以后，中国的腐败出现了四个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这说明中国的腐败在一些领域越来越严重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反腐败研究专家邵道生表示：“上世纪90年代，腐败从商品流量领域的腐败转变为资本存量领域的腐败，权力资本腐败成为各地的主要形式，如国企改制中的腐败、大型建筑工程中的腐败和金融领域中的腐败、股市中黑金操作中的腐败等成为各省市共同的腐败形式。

　　“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一下子使我国的腐败进入了高发期、频发期。(来源：法制晚报)

　　本版文/本报记者郭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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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