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纳粹的希望一天天枯萎

　　记录“二战”时犹太人苦难的《安妮日记》作者已逝，“二战”带来的阴影也在欧陆上空渐渐散去，但是，随着昨天在美国纽约首次公之于众的安妮父亲的书信，安妮的音容笑貌再次从日渐远去的记录中浮现出来，安妮一家的悲剧又一次击中所有观众的心。

　　文件中包括一些信件，受到纳粹威胁的安妮之父奥托·弗兰克写信给大学时期的挚友纳杉·斯特劳斯，请求他的帮助，希望能够通过纳杉的关系举家从阿姆斯特丹迁往美国。78页的文件中，1941年4月30日，奥托·弗兰克在一封信中写道：“可能你还记得我的两个女儿，这么做都是为了孩子，与她们相比，我们自己的命运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获得去美国的签证需要5000美元的保证金，斯特劳斯时任美国某政府部门的负责人，“你是我知道的惟一的人可以求救，”弗兰克写道，“你能为我出保证金吗？”1941年，一系列私人通信和官方文件第一次揭示了弗兰克家庭当时日益滋长的绝望，在被纳粹找到之前，去美国或者古巴的希望正在渐渐暗淡下去。安妮的故事正在以电影慢镜头般的动作打开，信件来回穿梭于欧洲大陆，一个地区接一个地区，他们的消息常常落后于他们到达的时间。每翻过一页就增加一层悲伤，为了能够寻觅到一个通往美国的入口，整个过程曲折离奇犹如在迷宫中摸索，完全搞不清来龙去脉。一大笔钱，宣誓书，以及一些证明弗兰克一家进入美国之后可能为之带来的利益，都一一在文件中得到展示。在躲避纳粹的同时，弗兰克和美国支持者努力与一个个管理行政上的障碍作斗争。

　　美国大学历史教授理查德·布莱特曼指出，1941年2月，美国领事馆曾经要求托管来自德国的难民基金，“骇人听闻的是，当时，与美国有关的储蓄都没有被法律程序所允许用以支持申请者。”

　　有能力的联络人和钱都不足以帮助弗兰克一家，对于大部分在欧洲的犹太人一样，突破国家部门越来越苛刻的约束条例太艰难。1942年，预料中的厄运终于降临，奥托·弗兰克被勒令立即出境。他没有走，立即带着全家人住进了阿姆斯特丹的废弃房屋———“附属建筑”，开始了两年零八个月的“黑人”生活：不能大声说话，不能散步，不能烤制食物，更不能有社交活动，晚上也不能点灯，必须对外抹杀自己的存在，和外界仅有的联系就是奥托的无线电收音机和他的四个正直勇敢的雇员———《安妮日记》记述的就是这段时期。

　　1941年6月起，只要纳粹对此人表示怀疑，此人就无法离开德国进入相对安全的美国，以便纳粹能够一遍遍地勒索他们，直到把他们榨干。书信往来中显示，奥托·弗兰克之前还有希望得到离开荷兰的许可，但是7月，德国人关闭了美国领事馆，逃跑到美国的希望显然破灭了。

　　为了能够到达中立国，弗兰克尝试着得到古巴签证，这个过程显然冒险、昂贵，常常蕴涵着无数腐败的陷阱。9月，他写了8封信给斯特劳斯，10月12日，他写道：“情况一天比一天复杂。”

　　因为涉及当时非常复杂的法律状况，YIVO把这些文件始终留存着，直到昨天才公之于众。

　　文件中涉及的最后时间是1945年到1946年中期，写在一张四行的纸条上：“爱迪斯·弗兰克（安妮的母亲）去世，女儿始终失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