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在印度举行记者招待会
回过头来再讲我随周总理和陈老总率领的代表团出访缅甸和印度等国的事。从北京到昆明，我们休息了两天，住在龙云过去的公馆，此时是省府的招待所了。从那儿出发，第一站到缅甸，很顺利。
一到印度的新德里，那简直是天壤之别。到印度，陈老总就没有工夫写诗了。印度虽然也派一些主要官员去迎接，但气氛非常低沉，路上也没有夹道欢迎，走了一段还看见有人打着黑旗，抗议我们对西藏如何如何。气氛完全不对。周总理本来下定决心要和尼赫鲁好好谈谈，通过谈判来解决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但是，当时尼赫鲁受美国和赫鲁晓夫的鼓励，有恃无恐，根本不想谈。所以那一次访问双方谈得很僵。陈老总跟印度的外交部长兼国防部长梅农谈判，一进会谈的那间房子，梅农指着我头一句就说：“他是什么人？怎么也来参加？”陈老总说：“这是我们自己人啊，我们信得过的人啊。”这样他就没话讲了。在这种气氛下，谈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什么结果，双方只交换了各自的有关文件。
临走之前，周总理还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向150多名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记者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合情合理的立场，赢得了很多同情。那是1960年4月25日深夜，记者会上，英国《每日邮报》记者阿特金森问：“你对你在新德里的会谈，是否感到高兴？因为中国没有放弃一寸土地给印度。我愿意提醒阁下，印度在这次会谈的基础，就是要中国洗刷侵略。”周总理回答说：“中国从来没有侵略任何国家的土地，而且在历史上一向被人侵略。现在中国还有土地被别人侵占，例如台湾。我很高兴，中印两国总理在会谈中完全同意双方不提领土要求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这证明会谈是在友好的基础上进行的。至于说到侵略别人的土地，这位先生代表英国报纸，当然会知道，英国到现在还占领着中国什么地方。”北美新闻联盟和妇女新闻社女记者谢巴德问周总理：“你可否考虑邀请艾森豪威尔访问北京，但并不因此约束美国要承认红色中国？”周总理回答说：“你的好意却被你提出的条件打消了。因为既然美国不承认新中国，中国如何能够邀请美国的元首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北京呢？”谢巴德又俏皮地问：“你作为一个62岁的人看来气色异常好，你如何注意自己的健康？是否经常运动？或者有特别的饮食？”周总理回答：“谢谢你。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东方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英国广播公司驻新德里记者惠勒问周总理：“在你同印度领袖的会谈中，他们是否提出了中国侵略了印度的问题？对这样一个基本分歧，两国在会谈中如何解决的？如果这个问题在两国总理会谈中没有解决，官员们会谈又如何能解决呢？”周总理回答：“这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想法。在这次会谈中，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印度政府的首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不合乎客观事实，而且是不友好的。我只能说，我们两个友好的国家不愿意在这一点上满足西方国家的希望。”回答言简意赅，且话中有话，意味深长。一方面，周总理在当时自然不便在西方国家面前公开暴露中印分歧；但是，另一方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种深层分歧在中印两国关系中已存在很久。所以，周总理在批驳西方媒体的同时，不能不含蓄委婉地奉劝印度政府几句。记者招待会一直开到26日凌晨1时。
访印之后，我们接着又访问了尼泊尔。4月28日深夜10时30分，周总理、陈老总快要离开加德满都的时候，又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在回答一位印度记者提问时，周总理拉出了尼赫鲁：“尼赫鲁总理26日在议会上的讲话对中国不很友好。我25日晚上在德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对印度是很友好的。尼赫鲁总理怎样对待我们呢？他当面不说，可是，我们一走，就攻击中国政府侵略。这不是对待客人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我们非常痛心，特别是因为尼赫鲁总理是我们所尊敬的。”“我们了解尼赫鲁总理可能有困难，但是，中印十亿人民的团结是极为重要的。不是为了友谊和寻求合理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我们不会到德里。难道我们去德里是为了让人家叫我们侵略者的吗？我希望你们把中印人民是兄弟这种感情传达给印度人民。”
在周总理回答问题的间隙，陈老总插话：“我要提醒你们注意：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我要强调地说，中国是一个受损害的国家。”陈老总慷慨激昂地说：“我们是以大局为重，对一切挑衅都采取了极大的耐心和克制的态度。我们希望我们的克制不要被误解为软弱的表现。”
刚肠迅雷发叱咤
陈老总和周总理是相反的，作风不大一样。他细节不管，在大的原则问题上，是非、爱憎非常分明，敢讲话，也勇于承担责任。陈老总也有愤怒和咆哮的时候。有一次好像是为了两个超级大国搞核垄断和核讹诈，他在同外国记者们谈话时大发雷霆，义正词严地谴责了霸权主义行径。
1965年9月29日，陈老总从外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他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坦率地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压迫、挑衅、进攻的坚强决心。当日本记者问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情况时，陈老总说：“中国爆炸了两个原子弹，我知道，你也知道。第三个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何时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原子技术，运载技术，当然是比较复杂的技术，中国人，亚洲人，非洲人，只要努力，完全可以掌握。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那时，赫鲁晓夫讽刺我们，说中国人连裤子都穿不上，还要花钱搞原子弹。陈老总就说，我们宁可不穿裤子，也要搞原子弹。结果原子弹搞出来了，裤子也有得穿。你不搞这个不行啊，要受人家欺负啊。
在回答另一个带有挑衅性的问题时，他咆哮了。他大声说：
中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愿意作出一切必要的牺牲！今天美国是否要同中国进行大战，这要由美国总统和五角大楼来决定。对于美帝国主义，我们不存任何幻想。为了反对美国侵略，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让印度反动派、英帝国主义者、日本军国主义者也跟他们一起来吧，让现代修正主义者也在北面配合他们吧，最后我们还是会胜利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不会准许他们的领导作出这样罪恶的决定。究竟是美帝国主义灭亡，还是全世界人民灭亡？肯定是美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人民大翻身。中国有一句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这一席话引起外界很大震动。后来，他对部里的干部说：“古人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我陈毅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是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句话陈毅说过不止一遍。当时，上海有人主张“中国应该做美苏的桥梁”，陈毅听后十分反感，他还和毛泽东谈到这件事。毛泽东非常尖刻地讥讽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中国人脑壳朝地，背拱起来，让美国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苏联去，让苏联人从中国人背上走到美国去。我们能这样干吗？”陈毅说：“主席挖苦得对，谁愿意干谁去干，我这个外交部长是不干的。巴黎和会上克里蒙梭逼着顾维钧签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文革”的时候，陈老总被批得很厉害，因为他敢讲话啊。他曾说过这样的话：
现在把刘少奇的100条罪状贴在王府井，这是泄密！八大的政治报告是政治局通过的嘛，怎么叫他一个人负责呀？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人家不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成了大土匪？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5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
在和“控诉驻外使馆反动路线罪行大会筹备处”的代表谈话时，陈毅愤怒地指出：“现在大字报越写越多，字越写越大，水平越来越低。什么‘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同志怎么成了大军阀？这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吗？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都容不下！”“什么‘打倒大土匪贺龙’，贺龙同志怎么成了大土匪？这是中央根本不能同意的。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
当然，这些话都被报到上面去了。“二月逆流”的时候他们不是面对面地斗了一通么？就陈老总讲话比较厉害。他说：“把毛主席捧得很厉害的，不一定就是好人。”实际上说的是林彪。1968年10月，毛主席在上海会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曾直言不讳地说：“对陈毅，我也不高兴他，但找一个外交部长也难呀！所以，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毛主席这里说得十分坦率。后来，在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主席终于对张茜同志讲了：陈毅是个好同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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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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