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绑架的4年多里，他与绑架者之间的关系让人捉摸不透：他没有像其他被绑架者一样被关禁闭，他可以骑着自行车到处走，能上网，能打电话，还可以交朋友。他至少有4次被警察拦下来，但没有一次报警！直到4年多后，因为另外一个孩子也被绑架，才最终被解救出来。
他为什么不逃走？为什么不开口求救？他与这个绑架他的男人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那个人不是我，你们都闭嘴。”
过去3年里，15岁的托尼·杜格拉斯一直以为，他的好朋友名叫肖恩·德夫林。这两个同龄的男孩经常在一起骑车，玩滑板，到商店里闲逛，玩最流行的电子游戏。可直到上个礼拜，当托尼在圣路易斯市郊的家里和妈妈一起看电视，他却得知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事实：德夫林其实不是他的真实姓氏，他的真姓是霍贝克，他在11岁的时候，被人绑架了。托尼对《新闻周刊》的记者说，一直以来，肖恩就“像是我的兄弟一样”。
不过，如今的肖恩（我们还是习惯性地这样称呼他）已经是脱口秀女王奥普拉节目的嘉宾了。他理过头发，嘴唇和耳朵上的铁环都被取了下来。当人们为他的获救而拥抱他的时候，他显得有点“困窘”。当奥普拉问他在被绑架的日子里是否有交什么朋友的时候，他害羞地说“有”，这时候，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的托尼脸上就会浮现出一丝笑意。当奥普拉问肖恩的父母，他们的儿子在被绑架过程中是否受到过性侵犯，得到了肯定的回答。这时，托尼开始咬他的指头。然后，肖恩的阿姨开始指责那些注意到“肖恩·德夫林”与海报中失踪男孩相像的人竟然袖手旁观、无所作为的时候，托尼不自觉地把身体蜷缩到床里去了。
一点也没错，托尼承认。他、他的哥哥拉里、他的嫂子凯莉和他的妈妈丽塔，的确都看到过那些贴在公园长凳上的寻人启事，以及本地电视台的新闻。“我们的确谈论过这件事。”托尼说，但他声称自己已经记不起当时具体说过什么。凯莉清楚地想起了当时的部分情形。当时，小肖恩来他们家做客，电视里正好在播放关于他失踪的启事，当屏幕上闪过肖恩的头像时，他们家的人都说：“你看上去挺像他的！还真是巧合！”但凯莉说，当时肖恩断然否定了他们的想法：“那个人不是我。你们都给我闭嘴吧，没这种事。”
在托尼一家人的记忆里，肖恩从来没有说过关于自己真实身份的只言片语，也没有给出任何暗示表明他自己的遭遇。
肖恩和一个名叫迈克尔·德夫林的41岁男人，在密苏里州克伍德市的一栋蓝领工人公寓里居住了超过4年，而当数以百计的记者来到这里采访的时候，楼上楼下的人们都被这件事惊呆了。不止是他们，全美国上下的人们，都为这个哥特神话式的故事而感到惊诧异常。一个能上网、能打电话、能骑着车四处走的男孩，怎么没想过开口求救呢？要知道，有至少四次，他在晚上都被警察拦了下来！
奇怪的“父子”关系
他警告他不能说出被绑架的事，但同时又给他自由。
肖恩的离奇故事就和任何一部恐怖小说一样，很快就冷却下来。警方保密了其中的部分细节，等候下一步的审讯。不过，我们仍旧可以重新梳理一下故事的主线，当然也包括肖恩所受痛苦的部分细节。
4年多前的肖恩是一个天真烂漫的男孩，喜欢打棒球以及捉弄女生。2002年10月6日，他骑上他那辆灰绿色的自行车，去克伍德郊外的一个朋友家，结果就再也没回来。迈克尔·德夫林———那个绑匪，带上一杆枪，把肖恩绑架了。我们不难想象，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和他的亲生父母断绝联系后，肖恩完全依赖于这个6英尺4英寸高、体重达300磅的陌生男人，无论是吃饭、睡觉，还是感情上。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肖恩表示，有时候德夫林会每隔45分钟把他叫醒一次（睡眠剥夺是情报机构常用的一种惩罚方式），不过与此同时，德夫林又会给他糖吃。这个11岁大的男孩从此不必再上学了，他可以整天看电视和打电子游戏。德夫林给了他一部iPod随身听、一部电脑、一部Xbox360游戏机和一辆自行车。当然，他也被狠狠地警告过，如果他敢向别人说起被绑架的事，后果将不堪设想。“拐卖儿童的人懂得如何制造一种恐怖气氛，使得即便是绑匪不在的时候，被绑架的小孩都会感觉到他无处不在，”圣路易斯大学心理学教授特里说，“他们会给小孩子巨大的心理负担，那种恫吓是十分强烈的，令小孩子深信不疑。他们不会仅仅说‘我要杀掉你全家’，还会如绘画一般说出每个细节，如何杀掉他家里每一个人，包括宠物在内。”
理查德就住在德夫林的楼上，他说经常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好像是呜咽、尖叫和求饶的声音。有一次，理查德说：“好像是肖恩不让德夫林干什么。”另一次，他听到德夫林大叫：“你到底他妈的要干什么，你这个白痴？”随后他听到了一阵像是拍打的声音。楼下经常还会传来重金属乐队的嘈杂乐声。“就好像是一个狂热的车间。”理查德说。在他心目中，这两父子间经常会有些意见不合。
上图：他姓德夫林还是霍贝克？
这个男孩还会编造各种故事，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
关于德夫林的个人生活也有一点线索。在肖恩开始跟他一起住的前不久，劳拉———他的另一个邻居，偶尔透过他家浴室的窗户，看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景象：里面放着许多性玩具。其他邻居也注意到德夫林有点强迫症的症状，他会很在意他的停车位，有一次还半夜三更叫来警察，说有人在他的车位上泊车。
不过，除此以外，德夫林就没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了。他小时候被人收养，是一个安静孤僻的小孩，长大后就成了一个神经质、不合群的人。他在高中的时候找到一份比萨店的工作，就一直做了下去。“德沃，”人们通常这样叫他，“从不迟到，不请病假，没落下半点工作。”比萨店的老板迈克说。“这就是我让他当铺面经理的原因。”
迈克回忆起德夫林2001年或是2002年来到这家克伍德分店时候的情景：孤身一人，唯一的伙伴是一只黑色的猫。2002年秋天，迈克注意到他身边多了个小男孩，不过他很自然地就把他看成是德夫林的儿子了。他们俩看上去举止平常。另一位邻居琼斯还看到德夫林教小男孩开他的小货车，其他邻居则见过他们俩在家门口搭起营帐，玩露营游戏。
当肖恩长大一点的时候，他染了头发，把手指甲涂黑，还在耳朵、眉毛和嘴唇上打了洞，这些行为都跟其他青少年无异。“他很友好，很有礼貌，是个可爱的男孩。”托尼的妈妈丽塔说。托尼和肖恩也成了好朋友。托尼常常会在肖恩家过夜，那是一个一室一厅的单元，肖恩就睡在卧室的一块蒲团上。水池里常常堆满脏的碗筷，垃圾随意地扔在地板上。德夫林看上去很安静，对托尼也爱理不理。德夫林和肖恩的关系一点也不亲密，托尼事后向《新闻周刊》回忆道，虽然有时候他们会在一起打打仗，开开玩笑。德夫林时不时会向肖恩大动肝火，有一次，他向肖恩发火，只是因为玩“最终幻想”的时候过不了关。
肖恩会跟托尼编造各种故事，来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说他妈妈在一次醉酒驾车导致的事故中身亡，还说他之所以没去公立学校上课，是因为他在私立学校读书，但后来他又改口说，自己在家里接受教育。他会和托尼的家人一起度假，还找借口说他“父亲”去探望不知道哪个亲戚。这些事听上去都有些奇怪，不过“我们很早就发现，他在谈起家事的时候会有点不太舒服”，托尼的嫂子凯莉说。
这个男孩的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他曾经在网上留言，向自己的父母发出暗示，但被忽视了。
答案是，肖恩很可能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这个名字来自于上世纪70年代瑞典的一宗银行劫案，当时，劫匪带走了许多人质，这些人最后却加入了劫匪的行列。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当时被激进分子绑架的报业巨头女继承人帕蒂·赫斯特，绑匪把她关进衣橱里不断地进行洗脑，最终她同意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去抢劫银行。
在奥普拉的节目中，主持人问肖恩：“你多久会想起你的家人一次？”男孩握住他继父的手回答：“每天。”“每天。”奥普拉重复了一遍。“我每天会向上帝祷告一次，希望每天夜里我都会回到家人的身边，每晚我都会划十字。我们是十分虔诚的家庭。”肖恩边说，边朝继父甜甜地笑了。“十分虔诚的家庭，”欧普拉又重复道，“你有尝试过写信或者打电话给他们吗？”肖恩的回答是：“没有。”不过，他的确曾经尝试过联络外界。他原来的家庭以他的名字建立了一个失踪儿童基金，至少有两次，肖恩都登录了基金会的网站。有一次，他还发表了这样一段评论：“你们准备花多少时间去找你们的儿子？”几小时后，他又发言了，问他是否可以为他的家人作一首诗。在奥普拉的节目中，肖恩解释道：“我希望这些会给他们某种暗示。”但他的家人没注意到。“因为你会收到太多奇怪的信息。”他的继父说，脸上流露出悔恨的神情。
在肖恩被绑架的4年多里，太多的机会被错过了。有一次夜里，他骑车回家的时候被警察拦住了。警官问他的名字，他回答道：“肖恩·德夫林。”有三次他是和托尼一起被拦下来的，每一次他都把德夫林说成是他的爸爸。至少一次，警察还开车把他送回德夫林的家里。
德夫林邻居的一位14岁女孩蒙萨娜说起她前年也许就能把肖恩救出来的事。蒙萨娜在邮件里看到一张失踪男孩的告示，“我认识他，我见过他。”她跟妈妈说。不过，她的妈妈觉得女儿是在胡说八道，还斥责她不讲礼貌。“我是认真的。”蒙萨娜这样回应。
4年多前肖恩失踪的时候，一共有1600位志愿者加入到搜救行动中，他们在山川河流的周围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凯斯是其中的一员，直到今天他还带着“肖恩搜救队”的帽子，全天候地工作，搜集各处的地形图，走遍地图上的每一个地方。当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他们去咨询了一些心理专家，有一位专家建议他们去检查镇附近公路上每一架货车的车厢，另一位则让他们去20英里外的一堆岩石中寻找。“显然，我们什么也找不到。”凯斯说。
肖恩父母的寻子希望，也在苦闷中慢慢地磨灭。不过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肖恩基金的工作中，努力寻找那些失踪的孩子，宣传儿童安全。虽然因为血管疾病而承受着剧烈的脚疼，肖恩的继父克雷格仍然参与到另一个失踪孩童比安卡的搜救行动中，她于2005年在密苏里失踪（如今仍然未找到）。后来，他的脚因为血液循环不畅变成黑色，他才不得不住进医院。3个月后，他的左腿被迫要锯掉（如今，他装上了假肢）。
这也许是他最真实的一句话：“我永远不想让其他孩子经历我经历的一切。”
要不是德夫林企图绑架另一个男孩，如今他也许仍然逍遥法外。也许我们很难断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德夫林决定再绑架一个孩子，但也许早年的另一个案件会给我们一点启示。1972年，一个叫斯泰纳的7岁男孩在加利福利亚州被绑架。绑匪告诉他，他的父母不会再要他了。他遭受了性侵犯，长期生活在恐惧中，虽然如此，他还是上学了，并交了一些朋友。然后，在1980年的情人节那天，绑匪又带回一个5岁的小男孩怀特，并且开始嘲弄他说，他已经太老了。结果，斯泰纳带上那个小男孩逃跑了———他们搭了40英里的便车，去警察局报案。“我不能看着小怀特受罪，”他在1984年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这是我孤注一掷的机会。”
同样，在2006年秋天，肖恩也长大了。他和网上聊天室认识的女孩见了面，并且拖着手逛商场。在12月9日那天，他去了她所在的女子学校参加舞会。不知道是不是巧合，不到一个月后，德夫林又绑架了一个13岁的男孩，他叫做本·奥恩比。
在奥普拉的节目中，肖恩站在一个监视者的立场，他所说的话，与20年前斯泰纳对《新闻周刊》说的话，形成了一种令人不安的反差。“对于本的到来，我感到非常庆幸，”肖恩说，“同时我为他所遭受的一切感到难过。因为很久以前我就对自己说，我永远不想让其他孩子经历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怎样的一种遭遇。”
幸运的是，不久后他们就获救了。一个学生看到一辆白色的带篷货车驶离本·奥恩比失踪的地方。警方公布了一份公告，列出了嫌疑车辆的各种特征。比萨店的老板迈克从电台中听到这份公告，他联想起德夫林的车子。并且，德夫林在案发那两天恰好都没来上班。于是，他驾车到德夫林的住所外观察他的货车，虽然特征不是完全吻合，但是他注意到德夫林货车前挡板上留下的新鲜的泥土痕迹，而公告里也说，那个孩子是在一段泥路上被绑架的。两天后，他去当地警局报案。联邦调查局很快介入事件，第二天案子就告破了———两个男孩获救，德夫林被逮捕。
检察官鲁普马上给肖恩的家人打了电话，他们刚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赶快去发动你的汽车吧。”他对克雷格说。他告诉夫妇俩，他们的孩子还活着。“我看着天，”肖恩的妈妈回忆说，“说了一句‘谢谢你，上帝’。”
“经历了这件事，一切就很难恢复原样了。”克雷格说。他仍旧希望肖恩的生活能回复“正常”。但是，到底什么才是“正常”？上星期，肖恩最好的朋友托尼对《新闻周刊》说：“我仍然把他当成我的好朋友。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而与此同时，在50英里之外，肖恩在新家（或者它得称做是旧家）的院子里，正和他的老朋友（抑或是新朋友）帕特里克玩起了棒球。他们家请了两个人来看护着他们的儿子。那两个人一刻不离地盯着窗外，好像至今都不太相信，肖恩能够完好无缺地站在那里。
上图：肖恩·霍贝克一家人在奥普拉的节目中讲述这离奇的4年。
上图：肖恩·霍贝克与父母重逢，脸上还露出羞涩的表情。
名词解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 syndrome)
又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1973年8月23日，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图抢劫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最大的一家银行失败后，挟持了4名银行职员，在警方与歹徒僵持了130个小时后，因歹徒放弃而结束。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这4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示并不痛恨歹徒，还表达了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之情，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有甚者，人质中的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了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
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6天之久，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这件事激发了社会科学家的好奇，他们想要了解掳人者与遭挟持者之间的这份感情结合，到底是一宗特例，还是它代表了一种普遍的心理反应。后来的研究显示，这起被研究学者称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事件，令人惊讶地普遍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经验中，从集中营的囚犯、战俘、受虐妇女到乱伦的受害者，都可能发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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