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他未竟的语境中

　　1997年2月19日，当93岁的邓小平逝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20年，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总导演”，而去世后的10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该坚持的时候决不含糊

　　邓小平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将已经在意识形态的沙滩上搁浅的中国重新推入商业运动的大海的？其艰巨与反复，恐怕是后来者很难感同身受的。这是一个在必须坚持的时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让，而需要迂回的时候，身段无比柔软的政治家。

　　1978年底，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当时受命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资事宜，美方提出合资经营(jointventure)概念，“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的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邓小平的批示是：“我看合资也可以谈嘛。”

　　历史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争论已趋白热化，即便是很多高级干部都对大会的方向深感茫然，后来担任过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回忆说，1978年12月初，他和社会科学和经济学专家到日本访问，在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袁先生，中国允许不允许外国去投资建厂？”他左问学者，闭眼不答，右盼专家，闭嘴摇头。最后他硬着头皮说：“记者先生，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要认真考虑。”第二日，转机回京，全会召开了。袁后来说，我们感觉得到斗争的激烈程度。

　　1981年前后，中国出现第一次宏观调控，三年前上马的上海宝钢项目受到重大争议，一些人大代表联合提议让项目下马，《纽约时报》在报道时用了一个很疑问的标题：《上海真的需要钢铁吗？》。就是在这一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终于保住了这个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

　　在1990年之前，邓小平工作事无巨细，管理半径非常之大，他要为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要为首钢与地方政府的纠纷排解，要为松下幸之助的进入中国牵线，要为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护航。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他唯一考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

　　需迂回的时候无比柔软

　　邓小平被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先知”，相反，是一个最善于顺应时势来改变方向的智者。李光耀曾经评价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度想靠大量引进外资来振奋中国的经济。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他委派谷牧等人遍访欧美各国，寻求合资意向。然而，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邓小平很快就改变了思路，他当即决定在南方———那里有中国大陆唯一的外来资本跳板香港———设立“窗口”，通过特区的方式逐步地引进外资。而在国内改革上，一方面加快国营企业的体制松绑，另一方面对民间经济的活跃持乐观其成的态度。

　　邓小平深知，在一个转型时代，任何变革便意味着对现有体制的突破，因此“天然”地带有违反现行法规的性质，这其实不是某些人的“原罪”，而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原罪”。因此，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态度。

　　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处理方式就很让人印象深刻。年是安徽芜湖的一个小业主，1979年，因为生意兴隆雇用了10来个雇工，国内媒体开始热烈争论他是不是个资本家，是不是在搞剥削。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其实却很严重的争论，当时国内类似现象已非个例。如果认可，则违背《资本论》的“经典论述”，如果堵死，则民间经济发展无从谈起。邓小平用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第二年又有人将年案上报到他那里，他只批了6个字：“放一放，看一看。”

　　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雇工超过8人的民营工厂比比皆是了，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允许”彻底放开。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关于特区的争议如火如荼，有人报告中央，在深圳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共产党的，其他都已经变色了。在考察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遍走特区，一路上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在那时，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明显带有“铜臭气”的口号。袁庚当场“将军”，自然希望老人家给一个明确的肯定。然而，邓小平眉毛一动，欲言又止。机灵的袁庚只好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邓后来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邓小平在深圳的表现，可谓意味深长，他用行动表明了自己支持的态度，却又在言辞上留下空白，给不同意见者留足了面子。

　　邓小平给后人留下了一系列的名言，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才是硬道理”，“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其起点与宗旨都一脉相承。

　　依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

　　邓后十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变革脉络和逻辑却似乎仍然未改。

　　中国之崛起终于成为公认的现实，如今它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营企业的改革命题在他去世十年后已告一段落，或许如今形成的格局非当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却颇得真传；上海的繁荣也是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命题之一，他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变成事实。

　　不过十年以来，很多他没有看到的事件也正在考验着后来的中国改革者。他没有看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惨烈，没有看到人民币面临升值的惊险，没有看到垄断性行业次第开放过程中的种种曲折，也没有看到互联网经济对全球乃至中国的伟大冲击。

　　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我们也许将一帆风顺，也许将遭遇更险恶的激流。然而，邓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却仍然散发光芒。从1978年到1997年的20年中，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始终是，“中国不能乱”。这也是中国改革最后走上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渐进式道路的原因。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大议题，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打造“和谐社会”的理念宛若一体。

　　1986年9月，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当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至今，我们仍然艰难地行走在他这段话的语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