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旧京会馆（下）(组图)-搜狐新闻

夕阳之下，安徽会馆沉郁的屋脊

　　绍兴会馆

　　安徽会馆戏楼内景

　　杨柳河边似故乡

　　因旧京城有所谓“南贱北贫，东富西贵”之说，故人皆以为京南文化主要都是登不得大雅的“贫民文化”，但实际上，在明清的几百年间，位于那里的“士人文化”一直都是京城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晓露初晞载酒游，水香花气一襟秋。乡心此际刚抛撇，又见湖光似莫愁。”尽管踌躇满志，尽管满腹才情，但当这些千里赴秋闱，异地为官幕的士人，离开他们所熟悉的城南寓所，独自步入以京味文化为主流的地域时，他们还是感觉到了一缕淡淡的孤独与感伤。

　　然而，比起遭遇“土著”文化的尴尬来，感伤也就算不得什么了。咸丰元年(1851年)的一个春天，居住在宣南某会馆的安徽士人余楠独自进城游览，北行十余里，他来到一处清流激湍、平桥远树相映带的“风景区”，并且在那里遇见了一个神秘的老和尚。老和尚告诉他，自己祖上就是《红楼梦》里贾府的那个大管家赖大，就住在这一带，想当年也是声名显赫富甲一方。

　　余楠听到这些事，感觉十分新奇，回到会馆之后，就给自己在家乡的好友胡大镛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在京城寻到了《红楼梦》中大观园的故址。胡大镛见信之后，也觉事出新奇，提笔写下诗三首，寄还余楠。

　　然而，这一双好友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100多年后，他们这一来一往的普通书信，竟然引发了后世两位著名红学家之间的激烈论战。周汝昌先生认为，这两封书信，为大观园原型就在北京什刹海一带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而杨乃济先生则说，“不熟悉北京情况的南省文人余楠，确实是被一个拉京片子的老和尚愚弄了一番”。

　　红学家之间的“官司”是最没人能断清的，究竟那个余楠当时是不是被老和尚给愚弄了，谁也说不清楚。然而，民国时期确有一位外省的文士叫魏兆铭的，着实让北京一位不太厚道的小商贩给愚弄了。当时，魏先生去逛“荷花市场”，一卖吃食小贩向他“推销”自己的产品——酥肉和八宝莲子粥。小贩欺负魏先生是外省人，不懂京城的方言，就犯坏说:上这儿来的人，谁要不吃这两样东西，那好孙子啦！可怜“纯洁善良”的魏先生，就这么让这个阴滑狡黠的“京油子”给涮了，回到寓处，他写了一篇介绍北京公园的散文，其中说:“酥肉、八宝莲子粥，是什刹海的名产，如到北平逛那公园的人，不吃这两样东西，北平人要说:‘好孙子啦！’意思是太好了，不尝尝太遗憾了。”

　　千秋笔墨任评说

　　籍贯概念，是中国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故俗语云“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在封建时代的中国，能称得上“富贵”二字的，主要就是官绅阶层。因为商人虽然富有，但能称其贵者却为数不多。因此，各个会馆争相聘请本籍之中德高望重、声名显赫的官员担当本馆董事等要职，以增强会馆的政治与经济实力，提高自身的品位、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官绅们也大都把致力本籍的会馆建设当作是一件荣耀之举，是“衣锦还乡”惠泽乡里最好的舞台。另方面，通过不断提携寓居在会馆之中的同籍士人，官绅们在朝中所拥有的本土势力也就会愈来愈壮大。除前文提及的李鸿章兄弟外，明清两朝的诸多名臣，如张居正、叶向高、李光地等也都曾经“舍宅为馆”。

　　几百年以来，由本籍中位高权重的官僚主持建造或者修葺会馆，似乎已经成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说现在北京人最为熟知的湖广会馆，历史上曾经有过三次大的修缮。第一次是在道光十年(1830年)，由时任左副都御史的蒋祥墀和顺天府尹何凌汉倡议主持；第二次是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此次更是有湖南籍的顶尖名人曾国藩坐镇主持；第三次是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主持人是重兵在握的闽浙总督谭钟麟。

　　有人说，在宣南，你随意走进一处貌似普通的民居，都有可能是明清时的会馆，居住过某位世界级的顶尖名人。此话其实算不得夸张，就如位于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就曾经居住过近代史上鼎鼎著名的学者梁启超先生，而且，梁先生还在这里洞房花烛，成就了结婚大礼。现在，这里已改称“梁启超故居”。

　　歙县会馆位于城南宣外大街，现在属宣武区注册登记文物。清朝道咸时期，曾经有一位名唤王茂荫的官吏长期在此寓居。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曾经提出过发行纸币的货币改革方案。说起他来，可能中国的普通百姓并不熟知，但他的名字却被一位中国百姓熟知的世界名人马克思所熟知，并且写入其巨型著述《资本论》之中。

　　米市胡同43号的南海会馆，更是因为一度成为康有为的寓所而名闻于世。康有为于光绪八年(1882年)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两次进京应试都住在这里。第二次入住南海会馆期间，他起草了《上皇帝书》，提出变法维新的主张，并联合在京举子3000人发动了“公车上书”。

　　众所周知，康有为是中国的改革派，是近代史上的先锋人物。但是，如果公正地说，戊戌变法的失败、光绪皇帝的被囚、“六君子”的被杀，康有为是负有一定历史责任的。

　　其实对于变法，慈禧并不是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她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她看来，无论用何种方式，只要能保住大清的江山就成，如果新政真的能让中国富强，让她的政权更加稳固，那又何乐而不为？然而，随着变法的日渐深化，帝后两党的矛盾也在逐日加剧，或许由于实力的对比过于悬殊，年轻的帝党们变得愈来愈紧张，就连荣禄为迎合慈禧喜欢游玩的心理而奏请太后与皇帝同赴天津阅兵的事，也被他们认为是后党们要借此废帝。光绪为此夙夜不安，康有为就出主意要他“重用”袁世凯，以把握兵权。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再糟不过的“馊主意”——关键时刻，袁出卖了光绪。在一系列政治事件中，康有为的幼稚是显而易见的，他不但轻易相信了袁世凯的“允据”，认为“袁极可用”，还异想天开找来一位“反满义士”，欲将他安置在袁世凯军中作幕僚，待袁军兵围颐和园时，乘势杀掉慈禧。然而，就连这位名叫毕永年的“义士”，也比康有脑子些，他认为袁、康之间本无关系，康之此举实在荒唐。他于是拒绝了康有为的请求，并且给谭嗣同写信劝他尽快出走，谭不听，毕只得只身出走日本，以避其祸。

　　1898年一个深秋之夜，康有为悄悄离开了他寓居三年的南海会馆，转道天津，南下上海，登上英国人为他备下的军舰前往香港。就在他离开的第二天，300名清军在步军统领崇礼的率领之下包围了这个会馆，抓走了他弟弟康广仁。

　　落花无主情归去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中华大地上延续了10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古都北京历尽500余年建立起来的数百座会馆，也由此开始了他们走向衰落的命运。各会馆原来接待赶考举子的客舍，逐渐为本籍的“闲杂人等”所利用，而为了维持自身生存，许多会馆开始向外出租房屋。

　　随即，北京成立了商务总会，各行业分会也相继成立，京城的工商及行业会馆也因此受到冲击。

　　1928年，国民政府将首都迁往南京，大批的外地在京官员、巨商大贾，随之前往，各类会馆进一步衰落。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京，聂荣臻市长签署发布《会馆财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会馆无权对本馆财产进行变卖、转赠、典当、抵押以及其他变相处理。

　　1951年起，各会馆财产开始由人民政府陆续接管。至1956年，所有会馆房屋全部移交北京市房地产管理局统一管理。至此，历时500余年的会馆被划上了句号。

　　之后，随着时光的推移，那些早年的会馆开始了它们颠沛流离的坎坷命运。其中，有的被拆毁，有的改建成工厂、仓库、办公所、学校，而更多的则被辟为民宅民居，昔日清雅安静的四合院，也就随即变成了脏乱不堪、违建杂陈的大杂院。

　　历史去远了，士人去远了，数百年间，他们在这里所种植和培育出的那些精神也随之远去。

　　却思旧雨东西路

　　根据北京出版社2006年4月出版的北京地方志·风物图书丛书《会馆》一书记载，至1993年12月止，北京尚有各类会馆遗存91处；而1994年以后的情况则没有权威统计可据。

　　1994年至2006年，这12年之间北京所发生的改变，恐怕是简单地用统计学无法说清的！于是，笔者来到宣武区文化委，仅就宣武一区目前会馆的情况，向他们作了咨询。宣武区文委文物科的一位于姓女士告诉我，对于目前会馆的整体状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件事工作量太大了。区文委的大量工作是对已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十几个会馆，进行文保方面的监管和研究。

　　目前，宣武区有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会馆1处，即安徽会馆。2000年至2002年，他们已出资迁出了占用安徽会馆中路后半部分的椿树整流器厂，并于近年修缮了那里的大戏楼。

　　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会馆有4处:康有为故居(南海会馆)，建于清道光三年(1824年)，现为民居；中山会馆，清嘉庆年间建成，已基本完成会馆内居民的搬迁工作，今年起将对其部分文物建筑进行抢险修缮，同时根据其文化内涵进行保护利用方案的研究；湖广会馆，清乾隆时为官员府第，嘉庆十二年(1807年)捐为会馆，1993年—1996年大修后，辟为北京市戏曲博物馆，会馆分东、中、西三路，主体建筑包括:戏楼、文昌阁、乡贤祠、楚畹堂等，院中有著名的“子午井”；湖南会馆，创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现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幼儿园和敬老院。目前主院建筑保存较好。

　　列为宣武区文物保护单位的会馆3处:粤东新馆，又称粤东邑馆，创建于19世纪中叶；谭嗣同故居(浏阳会馆)，建成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绍兴会馆，始建于清道光六年(1826年)，是现存比较典型完整的府县级会馆。这三个会馆现在均为民居。

　　另外，宣武区现在还有被列为区级注册登记文物的会馆11处，分别为:莆阳会馆、梁启超旧居(新会会馆)、《每周评论》旧址(泾县会馆)、云南会馆、潮州会馆、宜兴会馆、歙县会馆、龚自珍故居(番禺会馆)、太原会馆、东莞会馆、婺源会馆。这些会馆，目前均为民居。

　　于女士最后介绍说，今年，他们打算继续集中力量推进安徽会馆的搬迁腾退及修缮利用工作，同时进一步深入搜集有关资料，力争对它做出科学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结束一天的寻访，夕阳已经落下，行走在熙熙攘攘的宣南街头，思想最多的，是1993年底的那91处会馆，如今究竟还能剩下多少？今天我们所见到的这几处会馆，都是被政府保护的文物，而情况尚且如此。由此不难想见，那些“无名之辈”们艰难的窘境——假如它们至今仍然有幸存在的话。

　　就在刚才，走出绍兴会馆的一霎，我突然想到，假如没有那些文字的记载，谁又能想得到，这座闾巷深处的普通小院，曾经居住过伟大的鲁迅，流传出那样深邃的思想和不朽的文字。现在，这里虽然已经破败不堪，但先生的风骨，却永远不会破败！但是，假如这胡同、这院落、这树木被拆被毁被砍伐了，而代之以一座冷冰冰的高楼伫立此地，则所有的往事都会随之灰飞烟灭，今天的我们，何处去寻先生走过的岁月，还有他伟大生命中这一个无可替代的小小细节。

　　如今，名人居住过的会馆，正逐渐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与保护，但会馆文化却并不仅仅是名人文化，其更大价值在于它能够展示出，封建科举制度下，明清士人的生活风貌。曾经有人提出，在宣武、崇文会馆相对集中的地方尝试成片成街地修复，这话听起来虽然有点像天方夜谭，但立意是可取的，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应当存有这样的意识，最起码要先将它们保留下来，以待后生。

　　这个黄昏，我站在宣南寒冷的街头，默默祈祷，为旧京硕果仅存的会馆、胡同、四合院，还有那许许多多曾经承载过古都文明孕育过我们生命的温馨符号，求上天保佑它们不再被那些冷漠的钢铁扼杀，保佑它们平安度过这样一个被戏称作“开发商时代”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