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的抗战武器(图)

　　张家康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袭击沈阳，并向东北大举进攻。可此时集党政军权于一身的蒋介石却远在南昌，亲自指挥“剿共”战争。面对山河破碎，国家危亡的危急时刻，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朱培德联名给蒋介石发去急电，催促其速回南京，商讨相应的紧急对策。

　　急，限即刻到。南昌蒋主席勋鉴:密。日军强据辽宁，情势急迫。内外应付，诸待裁决。顷经商定拟请同志即日返京，以便共议方策。

　　当日下午，蒋介石便回到南京。据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所述，此时，蒋介石公开表示，无意武力抵抗，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调解中日之间的武装冲突。于是，东北军撤去藩篱，日军长驱直入，致使东北全境沦入敌手。

　　吴稚晖对“不抵抗主义”极为反感，可是，细究起来，其始作俑者乃是“党国”领袖蒋介石，况且，论及私谊交往，多少年来，蒋待自己历来不薄，于是，只得三缄其口，寡言少语。一位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一情景，他的一篇报道称:“党国先进吴稚晖先生，以元老之资格，在平时颇多言论，述及党国大计。……迄今辽案勃发，吴先生沉默寡言者三月。”

　　吴终究按捺不住愤激的情绪，声讨“不抵抗主义”的话早已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虽然不能抨击蒋介石，却可以无所顾忌地声讨主事东北的张学良。他说:“张学良受国家知遇之隆恩，荣膺副总司令及东北边防长官。不事捍卫疆土，为国效命。而以不抵抗三字，将东北三省，拱手送之于日本。”“至若入侵我土，我有武器在手，而取所谓不抵抗主义，则纯乎为军人无耻之表现，根本不配称主义。”吴稚晖将丧土失地的罪责归咎于张学良一人，似失公允，然而，正是这种情绪的宣泄，表明他对不抵抗主义的轻蔑和不满。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侵略的战火，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此时，吴稚晖就在上海，耳闻目见日军的血腥暴行和十九路军的英勇精神。他于事变后二日便给汪精卫、蒋介石拍去电报，批评妥协退让的态度。2月11日，他又给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拍去电报，态度非常明确，国民政府在对日侵略的问题上，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一味退让，应该改弦更张，奋力抵抗。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11月，吴稚晖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临行前，他在“六亩园”寓所内徜徉许久，望着庭园内的花草树木、假山曲径，那种别离愤恨之情，涌动于肺腑之间，于是，提笔赋诗于壁上:

　　国破山河在，人存国必兴。倭奴休猖獗，异日上东京。

　　在国民党内，持主和、妥协、退让态度的大有人在，以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为中心的所谓低调俱乐部，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吴稚晖对此深为忧虑，担心在国家和民族生死攸关的时刻，汪精卫会失节丧志，在错误的泥淖中不能自拔。果不出所料，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悄然登机逃出重庆，经昆明转到河内。汪精卫叛逃，使吴稚晖的心情特别沉重，几十年来，他们之间有着不薄的友情，于公于私，他都感到道义所归，应力劝汪精卫悬崖勒马，以不致“一朝失足千古恨”。于是，他给汪的夫人陈璧君去信，希望其影响汪精卫，信中说:

　　……惟要人举动，易为敌奸兴谣诼。此时仅抗战之初，以弱敌强，集中主力，待其消耗深入以歼之，此举国共同之信念。即彼利“速战速决”，我利“长期抵抗”，已合四百五十兆人而定之国策。……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为被诱而死，国为被诱而亡，均为民族之耻。……精卫先生病中不知外事，望先生速为清除污障，使天际永现真人，知先生必早为之矣。

　　吴稚晖不惜笔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尤以民族大义相招，无奈汪精卫并非“真人”，乃是“真奸”，铁了心要做千古骂名的汉奸。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投敌叛国的通电。1939年元旦，国民党召开临时中常委会议，吴稚晖、林森、张继等元老们，义愤填膺，一致认为汪精卫叛国投敌，罪孽深重，不可宽宥。会议议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撤除其一切职务，这份决议便是出自吴稚晖的手笔。

　　1940年3月，在日本侵略者的保护下，汪伪所谓“国民政府”粉墨登场。吴稚晖发表《卖国贼是世上最凶恶的毒物——汪精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之》，这是一篇诙谐、辛辣的讨汪檄文，文章说:

　　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乃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真是放狗屁，狗放屁。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权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

　　他不仅给汪精卫改名，还把陈璧君改为“陈屁裙”，褚民谊改为“鼠蚊蚁”。他甚至发表《建墓铸逆启事》，倡议仿效西湖岳墓，也为汪氏夫妇铸铁像，让他们如同秦桧那样遗臭万年，成为不齿于人世的狗屎堆。

　　吴稚晖以老病之身，恨不能亲临战场力搏敌寇。他惟以口、笔为武器，呼吁抗日救亡，痛斥卖国奸贼。他写下很多抗战文章，如:《民国二十八年矣认识时代精神乎》、《精神物质并重说》、《肯亡国就调整，要救国就抗战》、《汪兆铭的罪恶及料其将来之结果》等，而尤以《祝抗战第三年第一天》颇具代表性，很能坚定全民抗战必胜的信念。

　　他说:自古以来的战争，有绵亘百年的，或三十年，十年八年的，可谓数不胜数。我们刚刚开始的抗战也只两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要获得最后的胜利，至少四年半的辛苦。……就是再加四年半，我们就算来看得起狂寇，算他力能拔山，还能超海，但终有到乌江的一天。”说来也是神奇，中国人民经过“四年半”多的浴血奋战，竟如老先生所言，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抗战八年，吴稚晖一直在呐喊助威，以笔作刀枪，为抗战尽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

　　(向原摘自《人民政协报》2006年9月8日)

　　图为以笔作刀枪为抗战呐喊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

　　字体显示：大 中 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