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不久前就在调研中发现,许多进城务工人员虽然长期在城市居住却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他们的子女虽然从小在北京长大,却一点也没有本地意识,说起话来仍一口一个“我们农村人”。
一些人在拿到被剥离了相关福利待遇的“门票”后,无奈地戏称自己是“名誉市民”。尽管如此,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依然肯定其积极意义:“可以使其权益意识提高,去要求获得跟城里人同等的待遇。”
调查中有人认为,户籍改革其实不是户口问题。相关部门更应该做的是,解决城乡差异、城乡不平等的问题。
这显然需要投入。记者不久前在贵州省一些县市采访时发现,近几年来,部分中小学人数激增,原来五六十人的班级,一下子被塞进100多人。不少官员和市民向记者抱怨,户籍改革后,大量农民进城,对城市管理冲击很大。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的分析是,每个城市的市政部门大概可以分成挣钱部门和用钱部门。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农民工进城挣钱的部门,比如银行、商业部门、劳动部门等,都默不作声;而教育、房管、公安等用钱单位,就会说农民工进城压力太大。“其实国家和政府应该把挣钱单位和用钱单位统筹算个账,让挣钱的交给用钱的,就不存在冲击了。”
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位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则指出了一个为众人所忽视的现象:制定改革措施的人一律是城里人,论述改革的人也多数是城里人。“乡下人似乎不是被排除在外,而是被理所当然地不包括在内。这就好像城里的大户人家关起门来讨论怎样安排乡下来的穷亲戚一样。可问题是,乡下人是否应该有他们的声音?有他们的代表?因此我主张这类问题的决策权不在政府而在人大,全国人大应该制定原则性的规定。只有这样,乡下人进城享受到的待遇才不是城里人的仁慈所赐,而是一种权利,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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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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