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气所致 红包成灾

　　上海一家广告公司的员工徐某为避免发红包，称病躲在家中不走亲戚拜年。据了解，今年大年夜、年初一两天，徐某陆续给长辈和亲戚的孩子发了4000余元红包，把自己一个月的薪水都发光了。

　　过年给老人孩子发发红包，只是代表了一种祝福、关爱和情感，可祝福一旦成为“人情债”，就显得过于沉重了，也违背了感受亲情友谊的初衷。

　　“人情债”积弊几乎流行于各地。以浙江玉环县为例，前三季度，玉环县农村居民人均现金纯收入8597元，同比增长10.3%，而农村居民人均人情等消费支出就达7299元，占收入的85%，人情消费让农民不堪重负。又以石家庄为例，据该市城调局对400户城市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1997年至2001年的四年间，居民用于人情方面的支出增长26.2％，年均递增6％。而同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递增为5.5％。其中2001年，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5.6％，而同期人情支出增幅却高达11．4％。

　　人情消费支出之所以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是虚荣心和攀比心理作祟。我们一面在为人情消费的增长发愁，一面却又为此“推波助澜”。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人情”的施予者认为，金钱可以弥补平时情感关怀的缺失；而作为“人情”的接受者，除了攀比“获得”，也将其视为理所当然。于是，一个愿给，一个愿受，相互推波助澜，遂成社会风气。

　　浙江温岭 王军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