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乃本团队：“冷板凳”，一坐十九年

　　从1986年至2005年，整整19年，他们埋头于介电体超晶格的研究，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毫不计较回报；他们不断追求和创新，使一个冷门学科发展成了热门领域。他们让国外同行肃然起敬，因为在这个领域，中国科学家引领了世界最先进水平。

　　2月27日，空缺了两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颁发给了这群甘于寂寞的中国科学家——南京大学固体微结构实验室闵乃本、朱永元、祝世宁、陆亚林、陆延青等5位教授。

　　“彷徨、得不到要领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

　　尽管1984年发现准晶，掀起了准晶研究热，但1986年，闵乃本教授的研究组将准晶概念导入介电体超晶格时，并不被看好。

　　当时这是个冷门，有些科学家认为，准位相匹配材料研究只能发表一些论文，不能作出应用性成果。到1990年，研究组建立了多重准位相匹配理论，预言其有重大应用前景，但直到相关论文在美国著名学术杂志上发表，国内外对此仍然没有太大反应。

　　“开始心里不是滋味，后来想通了，一个理论要得到别人的承认，没有实验的验证是不行的。”闵乃本说。

　　要用实验验证，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准周期介电体超晶格的制备技术。研究组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个难题。之后的两年时间，研究组的科学家们没日没夜地扑在实验室里，做了无数试验，想了各种办法，却都以失败告终。

　　闵乃本把这个阶段，看成是科研中最难的一关，“彷徨、得不到要领的时候是最痛苦的，但从来没有一个人想过放弃。”一个实验失败，从头再来；一个方法失效，就再用另一种方法。

　　屡败屡战了几年，幸运女神终于来敲门了。

　　1992年，闵乃本教授在香港作学术访问。一有空，他就泡在图书馆里，查看各种学术资料。一次很偶然的机会，闵乃本在一本学术杂志上看到日本科学家的一篇文章，谈到将半导体平面工艺运用于光波导领域。仿佛是灵光一闪，闵乃本得到一个启发：在介电体超晶格研究中，是否也可以借用这个方法？他立刻将文章传真回实验室，祝世宁教授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启发点。

　　1995年，在经历过无数次失败之后，祝世宁教授借用半导体平面工艺，成功制备出准周期介电体超晶格。1997年，研究组在准周期超晶格中，高效地同时实现了两个光参量过程，直接地得到三倍频，同时还得到了二倍频。这不仅验证了他们先前提出的理论，还实现了多波长激光的同时输出。这是自1984年准晶发现以来，准周期结构实用化的一个成功范例。

　　此成果立刻引起了国际科学界的关注，斯坦福大学等著名院校教授纷纷介入，国外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开始进行研究。发表研究组论文的美国《科学》杂志，在当期专门介绍了这一工作。光电子产业界著名杂志《laserfocusworld》评价称：“这一全新的研究成果确立了准周期结构在非线性光学中的可能的重要应用。”

　　“只是埋头做下去，越做越有兴趣”

　　准位相匹配材料研究终于转变为热门领域，在此之前，闵乃本和他的研究组已经坐了十多年的冷板凳。

　　论文发表了，研究变热了，不少人觉得，闵乃本可以把接下来的课题扔给应用界，安享现有成果了。但闵乃本和他的团队选择了继续钻研。“理论的提出，需要由实验验证，得到验证后，不再多花点时间将它的用处演示出来，是很难吸引应用界关注的。”闵乃本表示，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产学研链接还不完善，我们必须把全新原型器件研制出来，才可能得到应用界、工业界的关注。“我们要多走一步，让大家看明白”。

　　这一步，一走走了8年。2005年，研究组将基础研究成果与全固态激光器技术相结合，研制成功全固态、超晶格、红绿蓝三基色和白色激光器。2005年出版的光学领域有重要影响的国际学术刊物《光学进展》评价称：“这是彩色激光显示的重要目标”。

　　很多人问闵乃本和他的研究组，在坐冷板凳的时候，在科研没有突破的艰难时候，有没有想过放弃；有没有想过，可能经过很多年努力最后未必会出成果？

　　闵乃本说：“科研要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我们的课题设想不是从天上掉下的，是有继承的，我们相信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个领域里应该有很多的东西可以挖掘。”

　　“真正的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闵乃本说，“科学研究不能以功利为目的，当我们设想介电体超晶格这个研究系统的时候，根本没有预想到今天的这些成果，只是埋头做下去，越做越有兴趣。我们相信，真正的科学，到了一定的时候，一定会对人类有贡献。”

　　“做科学工作是自讨苦吃。”闵乃本的这句话得到了整个团队的认同。19年里，没有钟点，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研究人员一有时间就自觉地泡在实验室里。“真正的科学工作者会对科学入迷，入迷之后他内心的充实感是其他人无法体会的。入迷的科学工作者才能坐冷板凳，才能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我们的团队就是这样的。”闵乃本说。

　　“对于这样一个成功，我最想强调的是团队贡献”

　　祝世宁说：“一个科研组可以持续几十年。一是学术上，科研题目本身有吸引力，二是这个团队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在研究上每个人要有自己的发展，才有1加1大于2的凝聚力。”

　　“这个项目从1986年做到2005年，经历了19年时间。这19年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也不是我们得奖的5个人能够完成的，还有很多人，他们也花了很多的心血。对于这样一个成功，我最想强调的是团队贡献。”采访中，闵乃本还不断地提起陈延峰、王振林、王慧田、何京良等教授的名字，并一直在强调“团队”这个词。

　　要建立一个协作团结的团队，闵乃本要考虑的事情很多。为把培养的学生留在研究团队里，闵乃本特别注重学生的工作。“他们自己做出来的工作，在成果表达方面，比如署名，他们就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样才能形成和谐集体，增加凝聚力。”

　　上世纪90年代初，正值出国热。国内高校的工资与国外相差几十倍，科研条件也跟国外不能比。但闵乃本一直鼓励研究者走出去，“我提倡学生留下来工作两三年，然后以专家身份出去，到国外有名的研究组工作一段时间再回来，这样能使团队思想活跃”。在闵乃本的研究组里，几乎每个人都在欧美等国待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国内继续坐冷板凳。

　　是什么让他们放弃了国外优厚的生活和研究条件？

　　为了让研究者安心科研，闵乃本想方设法根据研究者的工作成果，为他们争取奖励。在一次由南京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闵乃本偶遇了企业家吴思伟先生。经过一番攀谈之后，吴先生不求任何回报地拿出一笔资金作为研究组的奖研金，获得奖研金的研究人员，每个月能得到1000元的资助。这笔奖研金，对当时的研究人员来说，可谓雪中送炭。

　　陆延青在国外的高校和高科技企业工作了五六年，带回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在谈到自己回国的理由时他说：“闵老师在团队建设时注重理工融合的拓展。我是从南京大学毕业后，有段时间去了美国一家高科技公司，从事实际研究开发生产工作。这种从理往工的转变，通过双向互动，可以使研究室在保持大方向的同时，不断往外拓展。我之所以回国，既有闵老师的个人魅力影响，也是出于对南大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