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届范长江新闻奖获得者冀惠彦：他无愧于战地记者的天职(2)

　　冀惠彦从伊拉克刚回到国内,正赶上非典爆发,当时304医院出现了第一例非典患者死亡,冀惠彦对同事说:不怕死的和我一起去304!来到304医院后,冀惠彦得知一位叫姜素椿的老教授在抢救患者时感染上非典,生命垂危,这位老教授想到用自己做试验,就让同事去广州采集了非典患者的血清,给自己注射,试验成功了!冀惠彦决定一定要采访到姜教授,经过多方面努力,他终于得到采访姜教授的机会。

院方嘱咐冀惠彦,姜教授可能还带有非典病毒,所以采访时不能靠得太近,可是当冀惠彦见到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时,他一下子心绪难平,“这位老人将生死置之度外,如果我离他远远的,就太不尊重他了”。于是冀惠彦让摄影记者离得远些,自己则拿着话筒,和姜教授面对面地进行采访,这次采访使冀惠彦获得了大量素材,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条新闻,“我就是想让社会公众知道,非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懦弱和恐慌。”后来,解放军在小汤山建立了非典医院,冀惠彦便带领同事住在医院旁边的宾馆,采访了由医院筹建到最后一个病人出院的全过程,这期间冀惠彦每天穿梭于央视和小汤山,为保证新闻播出建立起一条通道。

　　2003年7月,淮河抗洪,冀惠彦来到前线。头顶上是毒辣的阳光,晒得人几乎休克,脚下是被泡得酥软的大堤,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洪水卷走。不过,冀惠彦的所见所闻令他完全忘记了周围的危险,“在安徽凤阳县的一个小镇,我曾采访过一位镇长,印象里他像一位白面书生,一周后,淮河支流一处大堤出现溃堤重大险情,我在现场看到一个脸似黑炭、嗓音嘶哑的人奔跑着指挥排险,一问竟是那位镇长,他已经连续7天没有下堤了。与他一起指挥抢险的还有部队的一位将军,他身上的泥一点儿都不比战士少,我同他在大堤上呆了20多个小时,他几乎没有坐下休息一会儿。”

　　同年12月,重庆的开县发生井喷,新闻信号无法传回北京,需要有专人携带光端机去前线,冀惠彦和工程师赶赴开县的一个乡邮电所,那里有光端头。这个邮电所离井喷中心仅不到1公里,想起当时的情景,冀惠彦记忆犹新,“空气中充满了海啸般的噪音,两个人面对面说话都听不见,半边天是红色的”,在这种环境下,冀惠彦连续工作了十三四个小时,第二天上午8点多,井喷被压制住了,顿时噪音消失了,“一下子变得特别安静,让人觉得好像来到另一个世界”。冀惠彦急忙抓起手机给台里打电话,央视中断了正在播出的新闻节目,主持人马上和冀惠彦连线,冀惠彦第一时间报告了现场情况,“这下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在开县的30多个小时里,冀惠彦只吃了一碗泡面,“我们泡面的开水还是当地部队官兵驱车5个小时送来的。”

　　“出尔反尔”:两赴疟疾高发区

　　2005和2006年,冀惠彦两次来到非洲,采访我国的维和部队。尽管没有奔赴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那里的危险性丝毫不亚于伊拉克,冀惠彦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

　　2005年3月,冀惠彦去非洲的利比里亚和刚果(金)采访中国驻当地维和部队。在利比里亚的丛林中,冀惠彦的体会是“每棵树的背后都有危险”,就连蚊虫叮咬都会造成生命的威胁。来到刚果(金)之后,冀惠彦住在金度,那里是“致死型脑型疟疾”的高发区。就在准备回国的当天,冀惠彦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医生要求他抽血化验。化验结果显示冀惠彦感染了疟疾,医生的意见是留在当地治疗,但冀惠彦坚决不同意,“我怕如果不和大家一起回国,自己就不好回来了”,于是在一位医生的护送下,冀惠彦踏上了飞机,此时他的体温已经高达40度。到了刚果(金)的首都,冀惠彦还咬牙采访了最后一条新闻,然后他实在是支持不住,倒下了。躺在床上,冀惠彦烧得大汗淋漓,“床单、毯子、褥子都被我的汗湿透了,一按上去一手的水。”

　　回国后冀惠彦转到沈阳的部队医院疗养,症状逐渐消失了。5月的一天,已经回到北京工作的冀惠彦的疟疾复发了,妻子急忙把他送到302医院,等冀惠彦出院的时候,妻子才告诉他:住院不久医生就下了病危通知书,妻子在上面签字的时候手都软了。

　　医生叮嘱冀惠彦:两年内不要重返传染地,否则还有复发的危险。当时冀惠彦答应得挺好,没想到一年后他就“出尔反尔”。2006年5月,我国首次向苏丹派去维和部队,冀惠彦意识到这又是一个采访的好机会,带领记者赶赴苏丹。除了疟疾,苏丹还有两种传染病,脑炎和霍乱。因此,在高温55摄氏度、低温35摄氏度的天气下,大家要穿上长衣长裤,而且袖口、裤脚都要扎紧,冀惠彦笑言天天都在免费蒸桑拿。而且水源十分紧张,当地的水中有一种虫卵,一旦饮用容易引起“河盲症”,导致终身失明。每个人一天只能分到一大瓶矿泉水,饮用水、生活用水都包含其中,洗澡成为一种奢侈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