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故事：中国影像圈躁动

邱震作品《我和我的新娘》。作为当代艺术的摄影作品，其尺幅和标价都不是传统纪实摄影可以比拟的。

王福春的《火车上的中国人》是最传统的影像风格，标价在数百美元一幅。

　　中国影像圈躁动

　　每年在荷兰揭晓的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PP），在2007年改变了保守而严肃的风格，把更多眼光投向了“纪实”和“纪实摄影”以外的照片。这个转变是摄影作为一个行业和一门艺术近年来在全世界发生的巨大变化的一部分：从前我们在报纸和杂志上观看照片，这一历史至今没有终结，但情形有了重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照片出现在画廊、美术馆、博物馆和拍卖会上。

　　三位年轻的中国摄影师获得了2007年WPP的嘉奖。与此同时，摄影在中国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伴随着2006年以来摄影市场亢奋气息的弥漫，很多讨论开始发生：纪实摄影是否过时，中国摄影有没有自己的价值标准，照片行情的虚实——也许该体味莎翁的名言：……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

　　谁为中国影像定价

　　总有人想方设法要制造市场潮流。只有流行的刺激才能将价格炒得更高。

　　撰稿／汪 伟（记者）

　　从2004年到现在，上海摄影师宋涛和小纪的照片一直挂在复兴西路上的画廊里，一张都没有卖出去。暗淡的行情却没有影响他们的信心。“我相信我们会成功的。”宋涛说，很坚定，他的朋友小纪点头赞成。

　　不光是小纪和宋涛这样想。2006年，对成功前所未有的渴望，伴随着关于成功的种种传说，在中国摄影圈里萦绕不去。

　　亢奋的气息

　　去年10月底，在名为“专家见面会”的一次市场活动中，一些国外影像专家应邀来到中国，与数百个报名者中挑选出来的300个中国摄影师见面，评价他们的作品。类似的活动在国外据说是一种惯例，在中国却是头一次，由此引起了摄影师们空前的关注。

　　这似乎是最好的时代。资本争相进入中国艺术收藏市场的大背景已经人所共见，“过分充裕”的资金除了一路推高股价和房价，也在寻找一切可能的增值机会与渠道。中国摄影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亟待开拓的收藏领域。中国美术，尤其是油画市场的行情一路走高，使得收藏市场的动向已经占据了很多媒体的版面和时间，某些曾经在印刷品上见过的照片的拍卖价格同样令人瞠目。对摄影拍卖的关注已经不限于“价格创纪录”这样的饭后谈资，而变成了一项真正有利可图的生意。

　　扭转观念，普及市场知识似乎一夜之间就可以完成。摄影师看重专家见面会，不是因为有摄影大师到场。实际上，到场的都是和市场密切相关的人员：国际策展人、美术馆和收藏机构的专家。因为他们的到来，中国摄影界充满了跃跃欲试的气氛。

　　这似乎又是最坏的时代。一些摄影师对即将到来的市场前景充满了自我期待，同时急于了解国际市场的口味。有人敏感地在现场捕捉和市场口味有关的只言片语。一位重要的摄影评论家、前《现代摄影》主编李媚忧心忡忡地说，国际市场的“标准”，对中国摄影的趣味、风格和偏好正在发生非常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李媚敏感地注意到“专家见面会”的形式：专家是坐着的，摄影师拿着作品，站在专家面前。对她来说，这场面似乎是一个隐喻：中国摄影师战战兢兢，等待着国际市场的“判决”。

　　李媚眼里的摄影师，形象似乎过于被动了。评论家刘树勇用不无讽刺的口气说，有人准备随时模仿那些受到国外专家青睐的作品。

　　然而，“模仿”，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个词代表了一种贬抑。更多的人想的是怎么“复制”美术市场的辉煌，模仿不模仿，不过是其次的问题。

　　“美术界大热，摄影的也觉得自己应该有一个好价钱，这是可以理解的；何况近年来中国摄影的发展也确实令人振奋”，复旦大学教授、评论家顾铮说，成功的可能性已足以让一些摄影师亢奋。

　　当时间到了年终，成功的统一标准——行情，也迫不及待要浮出水面了。

　　去年11月底，一家拍卖行举行了中国第一次影像拍卖专场，一些耳熟能详的照片，都卖出了好价钱。2007年1月，一家专事中国影像收藏的公司获得了风险投资，热闹而高调地与上百名中国摄影师签订了合同：它承诺将有一系列的市场推广活动，包括在法国和中国举行的拍卖，以及常驻国外的分支机构，向国际市场推销签约摄影师的作品。

　　至此，空气中真正充满了“亢奋”的气息。

　　“不好卖”，还是“过时”？

　　宋涛和小纪也参加了10月的“专家见面会”。在那里，他们看到的中国摄影师或许比此前看到的总和还要多。他们的同行在北京或欢喜或失落，充分体会到直面市场的刺激。有几个策展人对宋涛等人的“鸟头”工作室的作品表示了兴趣，表达了邀请他们参展的意向。由于进入市场较早，这样“可能性”在落实之前，难能让宋涛和小纪兴奋，更不要说“亢奋”。

　　在画廊遍布的北京798艺术中心，“百年印象”是其中最早专门代理摄影作品的画廊，也是“专家见面会”的主办方之一。画廊主人陈光俊一直经营着一家高档摄影器材商店。2003年，陈光俊带着摄影圈里积累多年的人脉进入市场——市场趋于亢奋之前，他早早嗅到了有利可图的气味。

　　事实证明，他的嗅觉是正确的。他和投资者做好了亏本5年打基础的计划，但画廊两年就已经收支平衡，市场的表现好于他的想象：“这是大的市场气候造成的，谁也左右不了，谁也预计不了，谁也阻止不了。”

　　在百年印象里展出的邱震的《我和我的新娘》，是一些尺幅达到1．8m×1．2m的巨大彩色照片。照片放到这么大是很罕见的——实际上，这通常是大幅油画的尺寸。画框上标明，每张底片限量复制照片20幅。画廊开出的价格是2000美元一幅。

　　百年印象代理的这组《我和我的新娘》（共9幅）是邱震的毕业作品。因为资金和技术的原因，邱震的作品还不能称作完美，标价却称得上昂贵。陈光俊承认，这些照片的价格远远高于一些更有名的摄影师的成名之作。同样由百年印象代理的还有《中国青年报》记者解海龙的作品；解海龙拍摄的失学儿童的照片，曾经作为“希望工程”的标志轰动海内外，其中传播最广的代表作《大眼睛》，就挂在百年印象的墙上。规格20英寸的《大眼睛》，限量复制30幅，编号24号的照片在不久前的拍卖会上拍出过30万元的价格，但此前画廊标价最早是600美元一张，剩下张数越少价格越高，最贵也不超过每幅2000美元。

　　标价即使不是画廊经营活动的核心环节，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般来说，标出的价格经过画廊和摄影师双方协商，但画廊的意见最终具有决定性。定价意味着画廊对摄影师作品的市场定位。

　　对陈光俊来说，定价的一个重要依据是目下市场的趣味。尽管他经营最久、人脉最深的领域是传统的纪实摄影，但国内外藏家青睐的中国摄影，一种是数量稀少而权属清晰的历史照片，如记录“文革”政治运动的摄影作品，另一种趣味则是作为当代艺术的摄影作品：这是热捧中国当代艺术的市场潮流的延伸。

　　“大家都在炒概念”，陈光俊说，随着大形势的变化，市场显然对纪实作品缺乏兴趣。百年印象代理的王福春的著名作品《火车上的中国人》，每幅标价600到800美元一幅。虽然也能卖，但是卖得既少又慢。

　　“在西方，这一类作品的鼎盛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前。”陈光俊说，仿佛在遗憾他的老哥们错过了时代。“不好卖”有时候已经成了“过时”的别名。

　　定价之惑

　　西方买家是百年印象的主要顾客群。冷冰冰的价格表明，欧美市场的口味是21世纪的，对这一口味来说，中国纪实摄影的生存体验还停留在欧美国家数十年前的水平——事实的确如此。然而，国际市场的价格并不体恤纪实摄影的中国价值。李媚认为，西方人比中国的收藏界要早许多年关注中国的摄影，市场的营造者顺理成章地决定了口味。

　　“在这个价钱决定价值的时代，哪儿有市场，哪儿的标准就是标准。谁的钱包鼓，谁就在制定标准。”她不无苦味地说。

　　现在的展览与市场关系密切，“一些看上去可能没有很好的市场利润”的作品就被断然排除在外。顾铮认为，“一些摄影家开始做那些可以和美术作品拼尺寸的大照片，因为价格不一样”。尺寸越大，价位越高，画廊也越起劲——而纪实摄影一般只能放大到20英寸左右，受到冷遇是可以想见的。

　　真正不幸的是，亢奋的国内市场最大的渴望是与国际接轨——首先要在价格上接轨，由此产生许多乱象。陈光俊苦恼地说，中国的摄影收藏市场是一个没有定价标准的市场。

　　在西方成熟的影像收藏市场里，一组照片定在什么价位，基本上有据可依：除了作品数量和作者的知名度这些基本市场数据，作品的风格与影像表现力是定价的另一个依据。“健全的市场是通过画廊来找摄影家。而有长远眼光的画廊强调与艺术家共同成长，将他们稳定地推出去，有计划地举办展览，为作品拟定一个理性的价位与上升通道。”顾铮说。

　　国内并无独立的摄影作品评价体系和定价体系，比照美术作品为摄影作品定价是最常见不过的事情。另一种常见的市场手法是将某个摄影师的作品送进拍卖行，制造一个可疑的（很可能是假的）价格纪录，以此拉动这个摄影师其他作品的定价——至于最终能卖多少，只有天知道。对画廊来说有“斩一刀是一刀”的味道，当然，有价无市最后伤害的自然是摄影师。

　　在初期亢奋的市场上，画廊都在跑马圈地；年轻人很容易找到签约画廊或者代理。然而，画廊能否提供定期和有效的推广，其中甘苦，也只有个人自知。

　　总有人想方设法要制造市场潮流。因为只有流行的刺激才能将价格炒得更高。“画商、画廊、策展人往往联手牟利。”顾铮说，“资本介入之后，画廊要推出一批东西，往往先找策展人，以学术展的形式包装起来，让人以为这是新的潮流，勾买家上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