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少年的青春记忆,那时,做好事比做坏蛋让人难堪;这也是一群人的集体时间标签,那时,一切刚刚开始复苏,上学,当兵,待业……今天在上海美术馆开幕的“曾经的存在———王景春摄影作品展”上,最动人的一部分来自王景春14岁那年的偶然所得。
1984年,王景春14岁,本次展览的大部分作品来自他14岁开始到18岁期间的作品,他为之命名为《少年时代》。王景春出生于陕西省华阴县,距离华山仅10分钟路程,在那里,为建造亚洲第二的金堆城钼矿,这些来自东北重工业基地的产业工人连带家属有几万人,与当时所有的国有大型企业一样,在当地,他们相对得天独厚的优越生活条件形成了一个独特自然的群落。“生猛的大院生活比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景春说。1980年代中期,照相机是一件奢侈的玩具,为了能让自家的孩子不酗酒、不打架,王景春的父母放任了孩子奢侈的爱好。王景春使用的第一架相机是海鸥4B120,60元,来自好朋友卖照相机的阿姨;几千张的底片,是年幼的他无意识的保留,“干什么就拍什么,带着相机去学校上课,拍老师,拍同学做小动作,送谁参军,这样周围的琐事熟人,都拍。也许当初手里拿到别的玩意儿,就干上别的了。”王景春告诉记者。同学、邻居、家人也都非常适应这位背着相机的少年,许多人甚至认为这个少年镜头下的自己比那些照相馆里拍出来的更精神。从此,这位少年的镜头中,只出现人,且不拍陌生人,也很少那些风光之作。
那时,照相还带着仪式感,端着相机还握有优越感,童年幸福宽裕的生活让王景春沉迷于这件奢侈的玩具所带来的乐趣中。直到现在,摄影对王景春来说,还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玩具,其他,那些附着于上的名声,“随之而来的都是意料之外的”。
“少年时代”,对个人的意义,对于渐渐消退的记忆,影像是一丝补充与见证。“那时,文革刚刚过去,压抑着的一切仿佛都从瓶颈处蓬勃而出,从人们脸上的表情、服装的式样都可以感受到变化。”越来越不景气的工厂,失修破旧的建筑和逐渐衰老的体制,这些都成了成长画面的背景,更和少年们新鲜的脸孔形成强烈的对比。
按王景春原来的想法,此次展览中将只展出“少年时代”,而他著名的“三峡系列”只是“职务作品”,“我的展览是给少年同伴的一份礼物,我希望他们能来看展览,之后能整理出书送给他们,但现在,可能还不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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