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促进委员会能促进加薪吗

　　劳动力供求缺口1000万 就业促进委员会有望成立

　　现在紧要的问题不仅仅是解决巨大的劳动力供求缺口，同时还有如何稳定就业。去年年初发改委下面一研究机构建议加薪，称人民币升值不如加薪。不久前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樊纲也说了同样的话。

　　事实上我对企业加薪持悲观态度。现在外资并购势头与国企垄断地位都在上升，内生性市场资源越来越向这两股力量集聚，同时各地方政府仍在搞财政倾销，由于竞争过度及恶性竞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不断上升，但是利润率却在不断下降，同时技术进步程度也较低。在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中，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为9.4%，但有68%是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的投入贡献的。也就是说，技术要依靠资本，但资本投入却没有换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加薪的动力也甚为低迷。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去年以来国内外关于我国投资回报率的几场争论。先是世界银行与新桥投资合伙人单建伟的PK，前者认为中国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为15%，后者则认为只有8%-9%，之后是今年1月中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与清华经管学院几位较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关于同一问题的争论，他们的基本判断趋同，即10%。在这里暂且不说这一系列的争论掩盖了不同行业资本回报率的区别，以及技术回报率等关键问题，北大专家取“全部国有及年销售收入为500万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为调查样本，等于一开始就已把中小企业给排除在外了，这也注定不能清楚地描述像珠三角一些中小制造企业面临的窘境。

　　然而笔者也惊讶地发现，虽然几乎没有加薪动力，珠三角零星中小企业却顶着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开始主动给员工加薪。这并非因为严重缺工而采取的无奈之举，也不单单想通过物质激励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为了技术的革新。新经济增长理论学派的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不是资本积累，而是技术进步与创新，知识、人力资本及技术的积累与创新能为企业带来利润，哪怕劳动生产率相对比较低，只要利润高于研发成本，企业家就会去冒这个“险”，这是一项风险极大的“破坏性开采”手段。如何给中小企业这种冒险消除后顾之忧，使之形成规模效应，一方面需要将大企业的垄断福利向民众派送，加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另一方面，呼之欲出的就业促进委员会是不是也应当把促进加薪作为未来最紧要的工作重心之一呢？ （东方愚/广州）

　　关注股市的外生性增长

　　近期市场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基金重仓股的表现普遍不佳甚至成为带领大盘下跌的动力。在目前点位，相对理性的机构从估值角度出发，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市场中的泡沫，这个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

　　另一个现象是低价股甚至一些垃圾股成了市场的热点。在充裕的流动性的推动下，资金在这里寻找机会，同时也在酝酿风险，这些低价股甚至垃圾股将是滋生泡沫的主要场所。理性的投资者很难理解一个300倍市盈率的股票能有任何投资价值。

　　如果当前市场整体价值重估已经基本到位，上市公司的外生性增长就将成为今年市场的投资机会之一。《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指导意见》的发布让人看到了希望，央企改革的深化将给相关上市公司带来大量的机会，其中资产注入、整体上市等资产重组活动将成为上市公司外生性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对于一些市盈率已高但是业绩却很大差别上市公司来说，盈利能力较强的资产注入进来，也是压缩泡沫的好办法。

　　即便这样，投资者仍需要对政府可能采取的调控政策保持足够的警觉，市场的过热可能冲昏投资者的头脑。目前的市场还没有强大到完全不受政府观点的影响。政府在股市里需要平衡各方的利益。如同美林证券所言：中国政府希望普通投资者能够从股市获利，但同时也意识到如果市场继续快速上扬，则会带来剧烈的调整，而这可能会使得投资者采取某些过激措施。 （任强/北京）

　　经济周期回落是一个很好的调整契机

　　2007年，作为中国经济的两大引擎，投资和出口均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其增速放缓的势头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即便出现了拐点，也将会同时迎来优化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调整契机。

　　始自2003年的投资热潮主要以上游的重化工业为对象，其产能释放已于近年达到高峰，并逐步传导至相应的下游行业；产业链在日趋饱和的同时又反过来制约了投资需求的增长。此外，随着环保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府对新开工项目投资的态度也会更加谨慎。以重化工为主要对象的粗放型投资在未来将会受到强力遏制。

　　从外部因素看来，中国的经济周期变化与美国具有较高的正相关性，一旦美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对增长预期下调，都会对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负面影响。中国传统的投资方式和外贸结构在新形势下显得并不乐观。“十一五”时期，国家要做的一点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经济动力过于倚重投资和出口的现状。

　　在进出口贸易结构调整方面，政府应加大贸易商品和贸易对象多元化的调控力度，这有助于平缓贸易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在投资结构优化方面，政府应将投资方向和重点转向新农村建设、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环境保护等领域，加快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需求。 （周昊/安徽）